1.“美好生活、中国梦想”：企业经营、劳者追求、国家发展的价值趋向。从传统经济伦理、马克思劳动伦理、市场经济劳动伦理、延安革命劳动伦理中，汲取丰厚的伦理文化滋养，在新时代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为价值趋向，构建中国特色劳动伦理日显重要。三鹿奶粉相隔10年、长生疫苗再次撞击社会人心，究其根本是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本论》阐释的“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将践踏一切人间法律，百分之三百的利润敢犯任何罪行”的资本逻辑同样会存在，如果忽视政府监管、忽视伦理约束，超越道德底线的事件会随时发生。政府在劳动伦理构建中具有重要倡导者作用，不仅要更加重视国家监管职能责任履行，通过法律对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追逐利润行为惩治，同时要通过劳动伦理的构建，化解“资本逻辑”无限追逐利润的道德悖论，使企业家真正流淌道德的血液，从仅为追求利润的“单纯经济人”走向不仅为利润而且为责任的“有限经济人”，进而升华为促进“生活逻辑”实现的“道德经济人”，在成为财富创造引领者的同时，促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促进中国梦想的实现，使劳动伦理成为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2.“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劳者敬业、民族自立、国力强盛的永恒话题。中华民族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以艰苦勇敢、自强不息著称于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成为重要的中国特色劳动伦理。中兴事件折射出我国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缺“芯”之痛引发对中国“芯”的大讨论，更鼓励我们增强艰苦奋斗、自主创新的努力。“自立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劳动者敬业、民族自立自强、国家国力强盛的永恒话题。“勤劳敬业”是劳动者重要的优良素质、是劳动积极性形成的内在动力，伴随西方价值观的冲击，对劳动的忽视、轻视甚至歧视，导致着社会价值混乱、精神引领误导，直接影响着“勤劳敬业、力戒奢侈”的社会风气、也直接影响着“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劳动伦理精神，在于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创造新成果、新财富、新经验;在于励精图治、无私奉献，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实现工作突破;在于博采众长、自强不息，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理念的劳动过程中不断开拓崭新事业。
3.“劳动光荣、科技重要”：国家责任伦理、劳动职业伦理的交融交集。“勤劳敬业、力戒奢侈”的社会风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究其根本是“劳动光荣”的伦理精神，需要通过国家责任伦理倡导、劳动职业伦理夯实。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论释。在高度重视“自力更生”精神倡导的同时，“科技重要”成为国家强盛不受遏制的最重要议题，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科技战和未来战，对此必须加大科研投入，强化科学家、科技人才的经济待遇社会地位，在科技制高点上实现引领性突破。同时一个国家发展能否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越来越取决于国民素质特别是广大劳动者素质。源自生产一线的创新潜能是巨大的，劳动者从来都是推动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的主力军。以技能报国为使命的产业工人是企业兴旺发达的根本支撑，肯学肯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领，掌握一手好技术的各行各业劳动者必然成为经济繁荣、国家富强的中流砥柱。
4.“劳动保护、劳资两利”：国家责任、企业经营、劳动职业的互推互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普通劳动者根本利益”是国家责任伦理的根本，“让人民体面的劳动，有尊严的生活”“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更成为国家责任伦理的庄严承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对保障职工“取得劳动报酬权利、休息休假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权利”提出明确具体要求，也对企业提出切实承担“报效国家、服务社会、造福职工的社会责任”伦理要求，高危艰苦行业争取与劳动付出相适应的工资待遇成为必然，但盐城吊车工人停工事件从工作厂区走向公共场所，即使有明确罢工权的国家也会将其视为违法性公共事件，在国家高度重视劳动保护过程中劳动者如何强化自我保护的合法性同样重要。劳动关系的实质是资本获取利润、劳动者获得工资，必然存在对立，但最终需两利统一。劳资双方共同追求更大效益共享的目标上，不再将各自心力用于相互对抗，而是集中于目标达成，从而最终实现企业效率、社会公正、人性尊严、管理科学的统一。
5.“劳动互助、劳动合作”：突出国情、重视世情、促进全球发展的伦理追求。“劳动互助、劳动合作”的劳动伦理文化的互助精神，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助精神、形成于延安时期的艰苦环境，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尤其全球化发展背景中日显重要。西方国家无论“自由市场型”还是“经济协调型”劳动关系调整模式，均基于资本与劳动固有矛盾而呈现以“谈判对抗”为特征的劳资自治。我国劳动关系在承认劳资矛盾对立存在的同时更加重视统一，尤其基于“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必然形成政府主导以“合作互助”为特征的劳资自治，必然需要更加重视“合作型”劳动关系协调模式的探索。尤其，在承认劳资双方利益存在不同前提下，寻找共同利益目标，通过劳动互助与合作，在增强企业凝聚力、强化技术协调力、提高工人“有效努力”中，让劳动者更为体面尊严劳动，让企业经营获得合理回报，让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同时，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在更广阔范围形成劳动合作、劳动互助的“一带一路”，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使全球化经济发展更加良性互动。
(作者为青岛大学劳动人事研究院院长、教授;山东省劳动人事研究基地主任)
2019年3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