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江南民俗，首要问题就是对“江南”的溯源与定位。其实，倘若一味执着于江南的地理概念，就如同剑走偏锋、作文偏题，做事情不得要领。在中国历史上，不能将“江南”只理解为一个地理概念，而应理解成一种文化地理的概念。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是陕西渭南人，却与江南有着不解之缘，先后出任杭州、苏州刺史。苏州与杭州堪称江南的杰出代表，是“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的繁华富庶之地，那道著名的“白堤”仿佛还在诉说白居易为官时的功德。直到今天，中国人形容某地富庶时，依然会用“江南”来形容，如“塞上江南”“塞外江南”“赛江南”等。

　　不独白居易，唐宋时期的第一流诗人、第一等画家都曾有游历江南的经历，留下了大量关于江南山水、文物风流的创作。正是这些创作，实际上建构和形成了江南文化。江南的风土人情是别有风情的，但如果没有像李白、吴道子、苏轼、辛弃疾等一大批文人骚客的歌咏、描绘，就没有世人向往的江南文化。他们异口同声地吟咏、描绘江南美景和美色，也异曲同工地向世人展示了江南文化的美妙。

　　水是最可辨识的因素

　　江南各地，几乎都流传着一句耳熟能详的老话——“江南是水做的”。这句俗话指出了江南文化与水的渊源关系。

　　江南之胜，独在于水。水是江南的灵魂，正所谓“一曲溪流一曲烟”。江南河流纵横交汇，其间分布着众多的港汊和鱼塘，形成了江南秀美的灵气和景致。

　　江南不仅水系发达，而且水还是江南最可辨识的因素。受水的限制，江南一带出行多靠舟楫，建房时也巧妙地利用水，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与“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横”的迷人景致。

　　有水就有桥。唐代大诗人杜荀鹤写过一首歌咏江南小桥的诗：“君到姑苏里，人家尽枕河。古窗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当时，仅苏州城内的桥就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之说。清光绪年间绘制的《绍兴府城衢路图》记载，绍兴城内有桥二百二十九座。江南之地的桥梁之多，似可窥见一斑。

　　已故建筑大师陈从周曾经有“万古名桥出越州”的名句，可谓准确概括了绍兴地理风貌的特点。有了桥，河流纵横的绍兴水乡就形成了一个整体，使因溪流奔泻而相见不相通的山村互通往来，促进了生产发展，改善了民众生活。

　　江南地处南温带，湿润多雨、春雨绵绵。五六月间的梅雨，冬季的阴沉细雨和阴冷，导致江南草木繁茂，自然风光绮丽迷人。

　　特别是春雨，是历朝历代文人墨客、才子佳人流连忘返而又最生心仪的景致。烟雨江南、秦淮红楼、柳岸兰舟，是人们在品爱饮恨、玩风弄月时的最好情韵。

　　春雨的丰沛，还使得江南春天不仅色彩丰富、生意盎然，而且氤氲、灵动、多变，魅力无穷。发生在江南的许多动人故事，几乎都与春雨有关。最为著名的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故事不正发生在春雨时节吗?

　　水乡服饰实用价值较高

　　根据我对于苏浙沪皖民俗事象的基本概括，江南传统民俗可归结为16个字：“饭稻羹鱼”“桑麻遍野”“粉墙黛瓦”“舟楫代步”。它们构成江南传统民俗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些基本特征，才派生出其他习俗和文化特征。

　　先来看“饭稻羹鱼”。这句话出自司马迁《史记》，指的是江南地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也道出了江南饮食民俗的特点。

　　江南是中国稻作生产的起源地，人们以水稻种植为主要生存和发展方式。江南民众素来就有“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成而聚，冬蓄而藏”的习俗。春秋时，吴越稻谷的产量已经很大，“十年不收于国，而民有三年之食”。在苏锡常、杭嘉湖乃至宁绍平原，皆有天下“谷仓”之称。

　　江南地区的民众一般都有嗜爱米食的情结。《阅世编》中记载：“一种曰香粳……味香尤美，较盛于穿珠稻。”当地的糯稻，有金钗糯、赶陈糯、小娘糯、矮儿糯、芦黄糯、洋须糯、乌须糯、羊脂糯等诸多名色。

　　悠久深厚的稻作经济，对江南民众的物质生活和饮食习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江南民众在物质生活和饮食习惯上的浓重稻作文化特色。

　　吴越以稻米为主食，副食则是大量的水生动物、陆栖动物。《史记》载：“楚越水乡，足爆鱼鳌，民多采捕积聚，捶叠包裹、煮而食之。”《盐铁论》云：“越人美赢蚌，而简大牢。”《淮南子》说：“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得之无用。”《博物志》指出，“在南之人食水产……食水产者，鱼、鳌、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躁也。”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各种鱼类及螺、蚌、鳌、蛤、龟、蛇等皆是江南人喜爱的食品。

　　江南人除了喜食熟食之外，也好生食。以盐卤、酒糟制出的食物风味独特，至今仍是人们喜欢的食物。

　　接下来看“桑麻遍野”。在太湖流域周边考古遗存中，既没有古代棉花的实物遗存，也没有典籍中的“棉”字出现。中国古时只有“绵”字，专指丝绵。“葛”是古代先民用来编织遮身御寒之衣的材料。《诗经》云中的《葛覃》《采葛》《葛生》等都提到了“葛”;《韩非子》载“冬日麑裘，夏日葛衣”，指的就是这种衣物。从这些典籍记载可以推断出，葛是先秦衣物最普通的原料。

　　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有“蚕”“桑”“丝”“帛”等文字记载，表明当时蚕桑丝织业发展已相当普遍。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常常发现有细密的平纹绢和菱形图案织物的印痕。《史记》中也记载了“嫘祖始蚕”。《诗经》里《大雅》和《豳风》《秦风》《卫风》中均出现有关桑、蚕及丝织的诗句。在良渚文化遗址内，发现一件带柄灰陶壶的腹下部刻有5条头向一致的蚕纹，其形态与现代家养桑蚕酷似，可证明良渚文化时期已有桑蚕。这一发现说明，早在5000年前江南地区就已饲养桑蚕，并用蚕丝织出了丝织物。

　　中国人用“麻”作为衣着原料，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考古遗存证明，大致在距今7000年前，太湖及周围地区的江南先民便懂得对麻的利用。在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中，发现不少用麻搓成的绳索。这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利用麻的线索之一。

　　地处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区，何时种植棉花，现在很难考证。从文献记载来看，木棉北上的途经路线是由闽广地区传入长江流域，时间大约在南宋末年。到13世纪中叶前后，即宋末元初间，才普遍推广到浙江、江苏、江西、湖南等地。淞沪地区的植棉业，应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元明之际，是棉业由边疆向中原推进的大发展时期，也是国人衣被主要原料由棉花逐步取代丝麻的时代。棉花与纺织业的革新进步，推动江南服饰习惯的更新。经过江南民众的筛选，最终设计出了一系列具有水乡特色的民俗服饰。特别是，适合妇女的穿戴，尤其适宜于水乡生产劳动，实用价值较高，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些服饰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变化和更新，形成了具有水乡地区审美的传统特色。

　　水乡居住环境丰富多彩

　　再来看“粉墙黛瓦”。江南原住民的住房很有特点。早在原始社会，为了适应自然环境，这里的先民就懂得模仿飞鸟在树上搭屋、筑巢，以遮风避雨、防水防潮，显示了与黄河流域北方文化的差异。在黄河流域，早期人类住房是地穴式居址，半坡遗址的地穴遗存就是证明;河姆渡出土的却是大量的木质干栏式建筑构件。

　　虽然在江南也曾发现过一些半地穴居式地面建筑，但为数很少。干栏式建筑架空于地面，不仅防潮防水，而且通风透气，为广大江南民众所采用。这样就形成了“南人巢居、北溯穴居”的南北之别。

　　吴、越立国后，都不遗余力地修筑城池，城市规模日渐扩大。城内建有富丽堂皇的宫殿，宫内还有形态各异的亭、台、阁、楼、榭、廊。这些不同形态、不同用途的建筑反映出吴越建筑的多样性，但仍以干栏式建筑为基础。

　　随着城市的建构和社会的发展，江南民居呈现出新的风貌和特色，塑造和演变成极富韵味的江南水乡民居，在单体上以木构一二层厅堂式住宅为多。为适应江南的气候特点，住宅布局多穿堂、天井、院落;构造为瓦顶、空斗墙、观音兜山脊或马头墙，形成高低错落、粉墙黛瓦、庭院深邃的建筑群体风貌。同时，水乡多河的环境又催生了小桥、驳岸、踏渡、码头、石板路、水墙门、过街楼等富有水乡特色的建筑物，组成了丰富多彩的水乡居住环境。

　　最后来看“舟楫代步”。江南各地，河湖港汊编织了一条永不停息的运输线，造就了发达的舟楫与船业。从大的格局来看，江南以太湖为腹心、以运河为通道、以长江为走廊、以大海为依托，同水相依为命，与船相托为伴。江南的交通工具以舟楫为主，江南民众“以舟代步”是很自然的习俗。

　　《越绝书》记载，越民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可见，当时用船就较为普及。“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等记载，更是直白反映了江南民众出行具有与北方不同的风格。

　　历史上，江南民众善造舟、善用舟。江南水军在水面上能战善打，作为一个传统习俗一直保持下来。从吴越水军到三国孙吴卫温的船队，从唐高僧鉴真的东渡到明郑和的七下西洋，直到近代江南造船厂的出现……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都源于江南民众对水的利用。

　　在现代交通工具萌发之前，船是江南水乡的主要交通工具。由于水网密布、河流众多，加之家家面河、户户临水，人们出门就是河、抬脚得用船，远远近近都可用舟船往来，大小船只在河面上穿梭往复，一派繁忙的景象。这极大地刺激了江南造船业的发展与进步。

　　从远古时代的独木舟到春秋战国的战船，从小巧玲珑的“乌篷船”到皇帝御用的“大龙船”……江南各地的人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造船划船，创造了千姿百态的船文化，承担着城乡间的资源转运、人文交流等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