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从世纪之交到今天，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从概念摸索走向理论自觉，服务型政府的实践也从实践探索走向制度安排，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与实践是党和政府在历次行政改革的持续探索中提出的立足当下又关注未来的中国方案，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又兼具全球眼光的中国智慧。

　　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与实践是根植于本土现实的中国方案。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探索行政改革。随着行政学的独立，又在机构设置、职能调整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探索。进入新世纪，一些具有理论自信和原创精神的中国学者和实践者开始对行政改革进行更为系统而深入的思考和谋划，行政改革逐渐走上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道路，“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和观念在这一背景下开始萌发。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出发对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进行了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在这一改革进程中，各地方政府从自身现实出发进行了许多因地制宜的积极探索，为进一步推动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改革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素材和现实经验。

　　近年来持续推进的“放管服”(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就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有力之举。“简政放权”：通过清理行政审批事项等具体措施重新梳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及相互关系，从而对各治理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位置进行重新定位，这就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奠定了结构基础;“放管结合”：创新和加强监管，明确政府在宏观调控、秩序维护等方面的职能和权力，确保行政改革走在一条健康可持续的道路上，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了制度保障;“优化服务”：不仅意味着为市场和社会提供更优质和高效的服务，更表明政府以及整个治理体系都应当以服务作为基本导向，清楚地指明了“放管服”改革的目标指向。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路径与发展脉络清晰地表明，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属性，是立足中国现实探索出的本土方案。

　　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与实践是社会治理的中国智慧。服务型政府理论源于对社会治理历史的深刻理解与治理未来的独到把握。自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人类进入后工业化进程，旧的管理型治理体系无法继续适应新的现实需求，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应运而生，这就是服务型治理。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一战略视野和全局观，我国的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不仅涉及政府这一治理主体的自身改革，更涉及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多元治理主体的全面改革;不仅指向服务型的政府，更指向一个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治理体系。

　　体现中国智慧的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将对解决全球治理问题作出独特贡献。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解决中国的治理问题不可能仅仅关注中国自身，更需要具有全球视野，对全球治理出现的共同问题进行思考，同时在理解、批判和借鉴其他各国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方案。总的来看，20世纪后期以来，治理失灵的现象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尤其是那些具有成熟的管理型治理体系的西方国家——面临的普遍困境。正是认识到了西方国家面临的治理现状，我们就更需要有勇气和信心去提出自己独特的治理理论，进行自己的改革实践，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的生成正是基于对这一普遍困境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它必将对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理由相信，服务型政府理论能够为各个国家的治理提供借鉴与参考。

　　当前广泛存在于西方国家的各种治理理论，大都只是在工业社会管理型治理的框架下谋求的小修小补，由于缺乏对发展中国家治理现实的关怀，就难以跳出管理型治理的框架而去寻求适应新形势的治理理论。因此，这些理论很难带领西方国家真正摆脱当前的治理困境，更不可能为解决中国的治理问题带来有效方案。在未来，只有继续保持坚定的理论自信，才可能进一步推进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与构建，实现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才有可能打破西方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长期垄断，为重构治理的国际话语体系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