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严把德才标准，坚持公正用人，拓宽用人视野，激励干部积极性，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四大文明之一，也是唯一没有中断的、5000年来一脉相承、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这历史的长河中，积累下来的各种历史财富，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比。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
官吏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因社会分工、阶级分化和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国家管理者阶层。人类历史上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传承不同，官吏制度也各有不同。我国历史上的官吏制度，大体可以分为贵族等级分封制下的奴隶社会官吏制度(先秦时期)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下的封建社会官吏制度(秦汉至明清)两大阶段。一般来说，官吏制度包括官吏选拔、考核、监督监察等具体的体制、机制和措施。吏治关系到政治得失、民心向背、王朝兴衰。我国历史上的吏治既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和实践经验，也留下不少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重视人才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才造士，为国之本”。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对人才重要性都有着深刻的认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诸多论述，例如，《尚书》就说：“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左传》说：“官人，国之急也。”《墨子》说：“尚贤，政之本也。”之后的历朝历代都不乏深刻认识，例如，历史名相诸葛亮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旧唐书》说：“设官分职，选贤任能，得其人则有益于国家，非其才则贻患于黎庶，此又不可不知也。”国之兴，在于得人;国之亡，在于失人。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选贤任能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重视选贤任能
“为政之道，任人为先”。中国历史上在选人用人方面留下了很多可取的思想和经验，例如，在人才选拔上，有知人善任、选贤任能，才兼文武、德才兼备，敬贤敬能、礼贤下士，访求俊彦、唯贤是举，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避其所短、用其所长，勤于教养、百年树人，等等。
又如，在人才成长上，有韩非子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强调优秀的治国理政人才，必须经过艰苦条件的磨炼，必须具有起于社会基层的实际经验。今天，我们强调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要树立重视基层的导向，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注重选拔长期在条件艰苦、情况复杂、工作困难地方努力工作的优秀干部，这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有历史经验的借鉴。
再如，在人才的使用上，我国历史上经过科举制等途径，探索出了把人才的培养与任用分为两类：通才与专才。在治国理政中，通才任用于政务工作方面，专才则任用于事务工作方面。人才的培养任用应该分为政务、事务两大类，并且应有不同的标准、要求和职责，培养、选拔的途径和任用、考核的办法也应不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选贤任能关系到王朝的兴衰。汉武帝不建立察举制，汉代政治社会不可能稳定延续近四百年。没有九品中正制，旁落到豪强手中的政治权力收不回来，中央集权就得不到加强。没有科举制，隋唐以后的中国政治的社会基础就不会稳定。因此，选贤任能关系到王朝的稳定与兴衰。
重视对官吏的考核和管理
吏治，核心就是“治吏”，意味着对官员的监督和管理。考核始终是历代管理官吏队伍的基本手段，是官吏队伍有效运行的保障。明代著名改革家张居正说：“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恐亦难以底绩而有成也。”这说出了考核对于吏治的极端重要性。我国历史上关于考核的思想起源很早。《尚书》中有“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的记载。《周礼》一书中有丰富的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考核结果处置的设计，其中以“六廉”(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考核群吏的思想，影响至为深远。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官僚制替代世官制，考核制度逐渐形成并延续不断，成为奖惩官吏、改善吏治的重要措施。秦汉的考核方法是上计制，魏晋大体延续。隋唐进一步完善严密，创立了“四善二十七最”考核体系。宋代大体延续唐代，考核标准为“四善三最”或“四最”等。明代以考满、考察(大计)两种方法考核各类官吏，清代基本延续。严密的考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整肃吏治的重要措施。历代考核制度渐趋严密，在发现、提拔德才兼备之人，激励官吏忠于职守、勤勉为政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注重对官员的监督，自秦汉至明清，监察一直是维护中央集权、整顿吏治、保障政治运行的必要方式。历朝历代把监察作为防止国家机构、公职人员权力滥用、失职渎职与腐败的重要手段。监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监察内容则根据特定时期吏治形势不同而有所变化。为保证监察满足政治需要，同时对监察官员自身行为形成制约，历代都制定了较为系统完善的监察法规。历代注重监察与官吏日常教育、监督并重。我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优点是监察机构、法规比较健全完善，从而发挥了监察对行政权力的制衡，以及监察在惩恶扬善上的积极作用。纵观我国历史上国家强大、政治清明、社会繁荣、民心稳定的治世，都与严格治吏分不开。自古没有吏乱而国治的道理。
历史传统与现实使命一脉相承
吏治作为一种政治管理，具有时代性、阶级性、历史性。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标准，都有代表谁的利益、为谁选人、选什么样的人、为谁服务的问题。奴隶制下的用人与奴隶制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封建制下的用人与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相关，所谓“贤能”，是在这个大前提下的“贤能”，是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对人才需要的标准不同。我国历史上荐举制、察举制、科举制等用人的演变，都是与社会制度相应地、与同一制度内统治阶层的历史阶段不同而调整变化的结果。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古代吏治思想和做法既积累了丰富的治吏经验，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和阶级局限，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对历史的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
历史上的吏治与我们今天坚持党的组织路线、重视人才、选贤任能、管理干部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有着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这样的党与历史上任何王朝或政治集团，无论从事的事业、肩负的使命，还是胸襟、抱负都不可同日而语。但历史的启示是一脉相承的：伟大的事业需要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才。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无限光明的前景。进行伟大斗争，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因此，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严把德才标准，坚持公正用人，拓宽用人视野，激励干部的积极性，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