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考察秦汉文化的基本形态和递嬗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学术上兼容博采、融会贯通，是秦汉文化顺利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和显著特征。

　　在战国中期之前，诸子学术思想的对峙性尤其突出，往往以比较决绝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学派，将排斥他说、攻击异端引为己任。从战国中晚期起，学术思想文化的交流与兼容，在思想对峙斗争的条件下，已渐渐地开展起来了。到了秦汉时代，先秦时期业已开始磅礴的学术文化交流融合思潮，遂有了根本性的飞跃，形成蔚为壮观的特殊文化景象。

　　首先，人们普遍肯定思想文化的统一乃是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势，学术合流是文化整合与发展的必由之途，各家学术之间各有所长，存在着一种互补的关系，思想的统一绝非独用某一家思想、排斥他家学说的做法所能实现，而只能以某一家理论为中心(主体)，融会吸收诸家之长方可达到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譬如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其曲异而不失于体”。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将“新道家”推崇为最高明的学派，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完善地体现学术兼容、文化整合的时代精神：“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其次，人们在实际的学术文化构建活动中，致力于学术兼容与互补，使秦汉文化呈现出兼容并取、博大精深的基本面貌，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新道家肯定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肯定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肯定墨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肯定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肯定名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表现出一种博大宽广的胸襟，海涵一切的气象。这在陆贾《新语》、刘安《淮南子》等著述中皆有具体的体现。

　　汉代儒家也是这样。董仲舒等汉代大儒在构筑自己的学说体系以及从事哲学的逻辑论证时，大量地借鉴和汲取了墨家的“天志”思想和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理论;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则是大量地吸收了道家“无为无不为”，法家“君尊臣卑”“循名责实”，墨家“尚同”，名家“名实之辨”等要素，这样就通过学术兼容的途径，建立起不同于先秦儒学的一元多体的汉代新儒学。

　　另外，兵儒合流的出现，汉末黄老之学的复兴，以及地域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经学内部郑玄等人贯通今古文学，“参合其学”“无所不包”等，同样是学术文化兼容互补指导之下的重要文化现象。由此可见，学术文化兼容在当时不仅是理性的观念，而且更是普遍的实践活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