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族是今黑龙江、嫩江流域的游牧民族，逐步西迁，386年在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建国立朝，史称“北魏”。
“王道衰而有能复兴”
北魏第三任皇帝拓跋焘，即著名的太武帝，立志“启国承家，修废官，举俊逸，蠲除科繁，更定科制，务从轻约，除故革新，以正一统”，先后灭胡夏、北燕、北凉等，统一北方。然而，拓跋焘晚年脾气暴躁，诛戮过多，不仅给他本人带来灭顶之灾，也给北魏带来严重内乱。465年拓跋弘继位，即献文帝，时年9岁，由冯太后摄政。471年拓跋弘禅让太子拓跋宏，即孝文帝。拓跋宏时年才4岁，冯太后继续摄政。其两任间，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使北魏如王观国所谓“王道衰而有能复兴”，统称“孝文中兴”。
中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改革成功的典范。北魏刚从部落酋长联盟发展为国家，各方面较落后。到这时期官吏还没工资，得依赖贪污、掠夺和皇帝随意奖赏养家糊口。随着建政稳定，战事减少，掠夺的机会也少，问题越来越突出。于是仿汉制行俸禄，在原来户调之外每户增调3匹、谷2.9斛，内外百官以品级高低定俸禄等次。从此，再贪绢一匹即处以死刑。立竿见影，官风民风大为好转。
东汉以后，户籍分为士族与庶族。庶民要向官府缴纳60%的租税，士族与荫户可以不缴。问题是还有人冒充荫户，租税流失严重。于是北魏颁“均田令”，不论官民，平摊赋税。此令限制了土地兼并，让自耕农比较稳定地占有土地。国学大师钱穆评论：“此乃魏孝文帝根据中国读书人而改革经济制度，故寓独特的历史文化精神，与西洋不同。”均田令历经北齐、北周到隋唐，实行约300年。
北魏建国后，利用宗主管理地方。宗主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显然不是长久之计。486年创建“三长制”，5家为邻，设一邻长;5邻为里，设一里长;5里为党，设一党长。三长制与均田制相辅而行。从此，中央政府的管理到达基层。后来，三长制成为北齐、隋、唐时期乡里组织。黄仁宇说，拓跋宏“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非如此则大帝国的基础无法立足”。
“改革开放”是一个现代词。其实，历史上的“汉化”与“胡化”，换言之就是改革开放。各民族都有所长有所短，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汉族也向少数民族学习。这在历史上是常见的事，不改革开放才不正常。
儒家热衷于“华夷之辨”，要放下面子虚心向少数民族学点东西十分不易。汉服峨冠博带坐轿子显得高贵，可是骑马就成问题了。汉服一上马就露膝盖，就要受冻，到北方根本吃不消。所以，战国时赵武灵王引进胡服，却遭强烈反对。赵武灵王耐心开导诸臣：“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坚定实行胡服骑射改革，提高军队战斗力，成功抵御北方威胁。可是直到南宋，朱熹还批评“今上领衫与靴皆胡服”，主张“要辨得华夷”。
汉文化曾经长期在东亚遥遥领先，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少数民族要学习，也是阻力重重。鲜卑拓跋部与曹操友好，送太子沙漠汗到洛阳为人质。后来，晋武帝司马炎好心让沙漠汗回去，酋长们高高兴兴入塞迎接。没想到物是人非，沙漠汗不知不觉已汉化，引起酋长们的担心：“太子说话穿衣都不一样了，将来做大酋长，肯定要改变我们的传统，怎么办?”彼此一商量，把沙漠汗就地杀了，鲜卑族第一次汉化就这样夭折。拓跋焘统一北方后，重用汉族谋臣崔浩，明确宣布：“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可是崔浩按汉族世家传统整理北魏氏族，并按儒家“秉笔直书”原则续修北魏国史，鲜卑贵族就受不了了，纷纷指责他暴扬“国恶”，以致他本人被杀不算，同族远近都受连坐，汉化又一次失败。
孝文中兴取决于一个特殊因素：冯太后本身是汉族人，史称“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冯太后去世之后，拓跋宏仍然不遗余力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开国之初将都城南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已经很接近中原了，可他还觉得不够，亲政后第一件事就是再南迁到洛阳，与汉族“零距离”。光有“硬件”不够，还得有“软件”，紧接着，全面摒弃鲜卑旧俗，再全面采用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如禁止鲜卑贵族、官员及家属着胡服，改穿汉服;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改说汉语;将鲜卑族姓氏改为汉族姓氏;采用汉族官制、律令;学习汉族的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等等。
双重优越性
李鸿章曾惊呼所处之世乃“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李鸿章所指的是中华文明遭遇史无前例的外来文明——西方文明的侵袭。就华夏民族来说，其实早就遭到过千古之变，即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早在公元前十余世纪，周人的祖先就常遭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犯。商朝以来的中央政府，几乎没有不将它列为头等大事的，经常集中力量予以打击，有过多次重大胜利，但从没根绝其患。两汉之时，游牧民族入侵还只是劫掠，偷袭、抢劫一番就跑，跟内地神出鬼没的土匪一样。汉军反击，很难预料能在什么地方追上，常常在沙漠瀚海里辛辛苦苦追一两千里地，却连敌人影子都没追到。
其他游牧民族跟原来匈奴差不多。但这时期，一些游牧民族开始不游牧了，并且突破部落联盟形式，开始创建自己的国家。所谓“五胡乱华”，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不仅入塞而且占地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这些割据政权大小不同，共同点是与汉人政权对峙，甚至要争“中国”之正统。汉赵开国皇帝匈奴人刘渊就公然说：“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自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他们居然也会引用“天命靡常”的儒家理论了，与他们的前辈判若两人。拓跋宏明确北魏继承的是晋政权，并问大臣：“你们希望朕远追商、周呢，还是想让朕连汉、晋都不如?”他们不认为自己只代表某一夷族，而直接以中华正统自居，比流亡的东晋更能代表中国。这是一种崭新的趋势，而且方兴未艾，千余年后至清朝而至高潮。
“五胡乱华”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往往得到部分汉人的认可及参与，甚至可以说是在汉人手把手指导下建政。事实上，北魏、契丹等与南方政权之争很难说仍是“华夷之辨”，而是中华正统之争。拓跋焘字“佛狸”，事实上他真有几分狸猫式的狡猾。向柔然进攻的时候，部下提醒他注意南方的汉人，他则哈哈大笑回答：“中国人都是步兵而我们是骑士，一队小马和初生的犊，如何能够抵御虎或者成群的狼呢?至于游牧的柔然人，他们夏令在北方游牧，事后向南方转移，至冬季则向我们的边境抢劫。只要在夏天去攻击他们的牧场，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马匹已经不中用了，传种的马要追寻雌马，雌马要照顾小马。只要在那时攻击他们，断绝他们的水草，几天之内，他们就要被俘或者被歼了。”
对此，法国历史学家雷纳·格鲁塞概括为“双重优越性”：以中国方法对付野蛮人和以野蛮方法对付中国人。
矫前秦之枉过正
氐族建立的前秦是第一个统一北方的非汉政权。他们知道中原“民心思晋”，便努力汉化，要求官吏“学通一经，才成一艺”，恢复太学等等。不过，王仲荦在《魏晋南北朝史》指出，“前秦在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其实没有作出融合的措施”，结果，淝水之战后，原先归附前秦的其他民族纷纷反叛，北方重陷分裂。
正是吸取前秦的经验教训，北魏全面汉化，力争汉与鲜卑民族一体化。然而，他连儒家的糟粕也一并收纳。拓跋宏将正在被历史抛弃的汉族士大夫门第制度强行搬到鲜卑社会，生硬地制造出新的门第：第一等膏梁门第，三世中出过3个“三公”……第六等丁姓门第，三世中出过侍郎。汉人到后来都弃之如履的东西，他也要捡去当宝贝。
499年拓跋宏驾崩，太子元恪继位，即宣武帝。元恪一上任就忙于扩建新都洛阳，再忙南伐，等他注意力从外部转向内部时，才发现民众强烈不满。北部六镇聚集了大批军功赫赫的人才，但由于用人只讲门第，他们升迁无望，又不适应汉族语言与习俗，纷纷反叛。奉命平叛的大将元颢是拓跋弘之孙、元宏之侄，根正苗红，他自己却叛逃，并在南梁支持下称帝，反戈一击，敲响北魏的丧钟。孝文中兴虽取得巨大成功，但由于无法平衡国内矛盾，无法再推动下去，中兴没有演变成盛世，王朝的命运也走到了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