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的承诺并非开放的底线”
如果不迅速建立诚信体系，我们在入世后新建的规则体系可能就会坍塌。而要建立一个国家的诚信体系，首要的是政府的诚信。
过去十年日子太好了，就没有改革的压力，没有改革的冲动。
入世的承诺并不是开放的底线。随着国力的提高，中国的开放度应该大大增加。
从政府诚信抓起
南方周末：入世十年回望，有人评价说中国的对外开放确实有目共睹，但是对内还是有很多的壁垒，中国的商业规则和文化并没有跟世界的规则和文化接轨。你怎么看?
龙永图：入世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市场经济法规和体制，废除了很多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法律法规，这些有决定性的进展。但是规则的建立不一定就带来规则的实施。从规则的建立到充分的实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段时间，我们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诚信危机，出现了呼唤诚信，呼唤道德，呼唤良心的要求，这就是在规则的压力之下，诚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因为没有诚信的话，所有的规则都会架空。而且，由于有些人执行规则，有些人不执行规则，有些部门执行规则，有些部门不执行规则，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错位，产生了很多内在的矛盾。没有规则的时候，大家可以通过私了，通过友谊，通过关系来解决问题，但是有了规则之后，有些人还选择私了，通过关系来解决这些事情，这显然不对。所以，中国现在确实处于一种非常复杂变革的经济过渡过程中。
我觉得中国建立一个诚信体系是支撑中国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石，如果不迅速建立这个诚信体系的话，我们的规则体系可能就会坍塌，而且在国际上会引出很多非常大的矛盾，很多贸易纠纷，很多经济纠纷，而且会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
而要建立一个国家的诚信体系，首要的是把政府的诚信提上去，因为政府还是起到很重要的主导作用。政府说话要算数，政府要承担一些执法的责任，因为很多的法律主要是要政府来执行实施，政府带头整个社会就会跟上。从政府诚信抓起，是解决整个社会诚信的突破口，这方面我们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南方周末：政府的诚信问题是现在一个新的历史性的问题，对这个新的挑战，开放能不能继续促进其改革?
龙永图：应该说，政府现在肩负着更大的任务，我们政府手上还有一些权，最近国务院召开了行政审批的会议，说明我们对于政府手上权力的问题还得进一步按照市场经济的需求把它削弱，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这十年，土地财政，还有税收的大幅度增长，我们的政府不只有权，现在还有钱，所以政府在投资方面，在用钱方面，怎么样更好地约束自己，做出更好的正确决策，也是对政府提出的很大挑战。在用权的方面需要诚信，用钱的方面也要诚信。
另外，社会和政府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政府每天都在面对群众，面对基层百姓，面对媒体网络，政府的诚信如果不加强，政府的公信力很快就会丢掉。
不久前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入世谈判中，谈判者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在现代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中，各级政府是否能改变观念，简政放权，逐步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市场规则，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者。当时我们就看到，我们是政府特别强势的一个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形成了一个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特殊挑战，就是我们的政府怎么简政放权，怎么提高自己的公信力。
中国政府的作用很大，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也是我们的软肋。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来避免政府强势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如果讲中国国情、讲中国特色，这就是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方面的一个特殊挑战。
新一代官员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南方周末：“以开放促改革”是入世时的一个重要考虑，过去的开放对政府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约束?将来它会不会成为继续改革的动力?
龙永图：我觉得通过这么多年的开放，中国很多官员的素质提高了。过去十年，中国相当多的官员都去西方发达国家接受了短期或者长期的培训，他们比过去对世界的了解更多了。
10年前，我在宣传中国入世的时候，和很多官员的对话，差不多是鸡同鸭讲，现在和官员对话，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因为我们官员的视野大大地开阔了，很多官员善于吸收西方市场经济好的地方来对比发现自己的一些问题，这种意识比过去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这意味着，我们并不是闭关自守地管理我们的国家，而是试图用国际最先进的理念，最成熟的市场经济方法来管理自己。
不过，视野的开拓虽然让官员们知道怎么做，但是回来到自己本单位、本部门做的时候，他又碰到了很多实际的困难。怎么来克服一些国内利益集团的挑战，怎样克服体制内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制约，对我们干部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但是我非常有信心，随着我们国家的开放，我们新一批干部的成长，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全球最先进的管理理念相接轨的时间会加快。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入世的承诺不是开放的底线
南方周末：你觉得下一个十年，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龙永图：将来十年我觉得国内还是要继续进行改革。
过去十年，国内改革的进程好像没有过去那么快，甚至有少数人讲，是不是我们的改革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倒退。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太快了，我们的企业日子空前的好过，我们的国有银行通过剥离坏账给资产管理公司等措施后，从破产的边缘变成了全球最大最赚钱的一些银行;我们的国企，也从过去的亏损大户成为了现在的盈利大户。应该说，这十年来，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改革十年最大的受益者。
日子太好了，就没有改革的压力，没有改革的冲动。我并不说这些国有企业是错的，但大势如此好，即使是比较“笨”的，即使不做出很大的努力，仍然可以做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下，反而使得我们改革的紧迫性和改革的严峻性显得不那么足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因为我们太成功，造成了这十年改革有些怠慢。
现在我们改革的任务还很重，比如对垄断行业怎么改，能不能制定一些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又有利于市场发展和繁荣的规则，需要找到具体路径;再比如，金融业的开放，人民币的国际化等，能不能找到符合国情，符合现实的一个路线图?
现在，有些人把10年前入世时所做出的承诺当成我们开放的底线，承诺肯定不是底线，因为10年前作出的承诺，是按照10年前的国力做出相适应的开放的决策，10年后，现在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国力已经大大提高了，所以我们的开放度也应该大大的提高。
我们应该了解这一点，不要把10年前中国入世的一些协议作为包袱背起来，觉得开放到此为止。开放是没有尽头的，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大，一个国家的开放应该是一个继续进行的进程，而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进程。也许10年、20年、30年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现在的开放算什么，还有很多地方还开放得不够、很多地方改革得不够。
从国际上来讲，一方面，我们要向全世界做好工作，使他们真正了解中国的开放、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是一个机会。使他们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把中国作为一个合作伙伴来进行选择，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
如果在这个选择上犯错误，会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他们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一方面要看他们自己。另外一方面也是要看我们中国是不是做得很好，不要让我们的官员和国民表现出的是一种傲慢、自大和浅薄，而是要让人家看到，中国的开阔胸怀和争取双赢的真实愿望。这些是使他们在做出正确选择时的一个很大的外在因素——是一个积极的因素而不是一个消极的因素。
当然，有一条，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我们确实要在国际上做出更大的担当、承担更多的义务，但承担多大义务也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我们在入世谈到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如果我们在国际上没有更多的发言权，我们当然不可能单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这也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所以国际上和我们要有一个良性的互动，这样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大，而这个作用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