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迎人口拐点，多个省会城市将破千万

　　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2170.7万人，比2016年末减少2.2万人，出现近20年来首次负增长。而另一座超大城市上海，2017年常住人口也比2016年减少1.37万。京沪人口同时“瘦身”是近年来首次出现。

　　与此同时，常住人口“千万级”城市即将增加。被称为“新一线”城市的郑州、西安、杭州等都有望加入人口“千万俱乐部”。根据“西安发布”于2018年底公布的数据，全市户籍人口数量接近1000万。

　　中国城市人口新变化，是宏观政策导向与个体自觉选择共同作用形成的。

　　北京重点高校硕士毕业生张欣，在北京公司总部工作一年后，去年主动申请到成都分公司工作。“看起来平台小了，但成都市场是蓝海，生活成本低且舒适。”张欣说。

　　1994年出生的杨东明是东北人，在北京上大学。他毕业找工作时，把简历全部投给了杭州、成都、重庆等“新一线”城市。

　　中央党校教授汪玉凯表示，过去是“孔雀东南飞”——人才和劳动力涌向东部沿海和发达地区，近年来开始出现“孔雀开屏”，很多人愿意在省内以及中西部中心城市聚集、扎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在经历长期快速增长后开始进入调整期。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有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现象。

　　人口迁徙背后是产业转移，“新一线”城市吸引力提升

　　汪玉凯说，近年来，北京、上海两个超大城市推动“大城市病”治理，收紧落户政策。与此同时，高铁、互联网从实体和虚拟两个维度缩小了城市之间的距离，“新一线”城市迎来了“换道超车”的机会。

　　人口迁徙的背后是产业的转移。58英才招聘研究院的研究显示，毕业生求职看重的因素中，排名靠前的三个是经济发展快、产业基础好和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在这几方面，“新一线”城市近年来均进步明显。

　　借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郑州发挥区位优势，打造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朝“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2018年6月，在北京拼搏的张红超辞职前往郑州，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任职。“比起人才竞争激烈的北京，我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张红超说。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凭借高教资源优势，提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深圳一家网络通信设备供应企业工作了好几年的王女士说，她已经计划辞职到“生活成本更低、发展潜力巨大”的武汉工作。

　　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指出，2018届毕业生就业首选“新一线”城市比例(37%)，超越传统一线城市(31%)。与此同时，麦可思发布的2017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培养质量的跟踪评价显示，2017届本科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工作的就业满意度分别为76%、74%、71%和70%。而同届本科生在杭州工作的就业满意度为75%，仅次于北京。

　　新兴产业的崛起，促使“新一线”城市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从武汉2017年初提出“百万人才留汉计划”，到成都发布“人才新政12条”，从郑州向全球发出“史上最强”招贤令，到西安推出“史上最宽松”户籍政策并实施“海底捞式”落户服务，“抢人大战”愈演愈烈。以杭州、长沙、武汉为例，2017年新增常住人口分别为28万、27.29万、12.67万。

　　大城市未来将聚焦精细化管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力。要推动城镇化发展，抓好已经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工作，督促落实2020年1亿人落户目标，提高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我国很多省份的人口相当于一个欧洲人口大国，省会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的首都。”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表示，这些省会城市做大做强，将有力地辐射周边地区，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米红表示，城市新增人口尤其是中青年，是未来消费的中坚力量，对于城市内涵式增长有很大助推作用，同时有助于促进区域发展平衡。

　　专家指出，应对人口流动新变化，要关注随之而来的公共管理新问题。部分城市在降低落户门槛之后，出现投机式落户购房的“户口空挂”，可能导致城市公共资源的设计、配置、使用等方面出现偏差。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宏源表示，吸引人才不在于出台多少政策，而在于政策最终落地的质量，要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上多下功夫，为引才搭桥铺路。

　　“新一线”城市不断增加的人口规模，将给城市精细化治理提出更高要求。汪玉凯表示，从城市空间和结构规划的顶层设计，到养老、医疗、教育甚至垃圾处理等，都需要“像绣花一样精细”，改变过去的粗放式发展，避免简单“摊大饼”。(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乌梦达、冯大鹏、马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