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毛泽东亲临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作动员讲话，强调：“组织了学习小组，有的已经开始学习，而且有了相当的成绩，这是很好的。”延安时期在职干部学习运动中我们党创造性地推行学习小组的做法和经验，于今亦有宝贵的启示。

　　依类编组，增强实效

　　1940年3月，中央书记处首创按“文化水准+理论水准+工作经验”的标准把在职干部简要分成四大类，一、二类是文化、理论水准都较高和较低的老干部，三、四类是文化水准较高、理论水准较低和工农出身的新干部，并依类规定了相应的学习内容。在此基础上就在职干部学习作出“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的原则性规定。中央统一推行依类编组的目的在于因人制宜增强在职干部编组学习的实效，尽量达到组内同步学习共同提高的要求。

　　随着干部队伍的发展壮大和干部人才结构、学习需求的大变化，中央又适应形势发展改革在职干部分类标准，依类重新规定了相应的学习内容。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因人制宜是否组织学习小组和依类编组的具体情形，明确了依类编组的重点，促使编组学习的实效进一步增强。1941年12月，中央下发《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同时亦适用于各地)》，把在职干部重新作了精准分类。第一类是有工作经验又有较高文化水准的高级及中级老干部，第二类是有相当工作经验但文化水平很低的(甚至半文盲的)中级及下级工农干部，第三类是工作经验不够、但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中级及下级知识分子新干部，第四类是在学术上、技术上有较高造诣的专门人才(哲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文艺家、科学家、教育家、技术家)。这个决定明确指出，第一类干部一部分参加中央组织的高级学习组，其余不再在部门内组织学习小组，可以组织研究组;第二类干部应组织文化补习班，不组织学习小组;第三类干部应在各部门内组织学习小组;第四类干部不专门组织学习小组，可自愿选择参加本部门第三类干部的学习小组。

　　此外，为适应秘密环境学习需要，1940年10月下发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专门作了特别规定，“在不妨碍秘密工作规律的条件下使党的小组会起学习小组的作用”。

　　明确职责，规范运作

　　学习运动期间中央下发的一系列相关文件、指示对在职干部学习小组明确了三项主要职责。

　　第一项职责是统一学习小组成员“自习为主、充分自习”的要求，至少保证自习的基本学时要达到。当时中央发文对在职干部自习作出“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的要求，并规定在小组会和大课的前后，必须有充分的自习(预习或复习)。决定也特别要求在职干部养成个人阅读与自我研究的自习习惯，并指出学习小组讨论会只能起些辅助作用。

　　第二项职责是定期组织学习小组学习讨论会，并要营造好民主和谐的积极讨论氛围。要求“学习小组每月开讨论会二次。学习小组的讨论会，应采用生动的座谈会的方式，相互间采取同志的友谊的讨论态度，不可采取‘斗争’及‘戴大帽子’的方式”。

　　第三项职责是鼓励学习小组成员在自习和学习讨论过程中提出疑问和争议，并及时做好解答工作。1940年10月下发的《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强调，“及时的解答疑问和争议，是活跃学习和引导干部到独立思考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并提出了解答办法。对学习小组成员提出的问题，组长必须先负责解答，解答不了的，请学习指导员或本机关负责干部及有研究的同志解答，再不能解答的可将问题送中央宣传部教育科转交中央学习顾问团解答。

　　中央直管，抓好关键

　　党内高级干部是学习运动中的“关键少数”，高级干部学习小组是在职干部学习小组中的“关键少数”。为了抓好这两个关键，1941年9月中央决定以学习小组的形式，选择部分党内高级干部分期组织若干个跨地域跨系统的高级学习组，全国以三百人为限，每个学习组约为二三十人。比如中央南方局成立周恩来任组长的西南高级学习组，中央军委成立朱德任组长的军事高级学习组。这些高级学习组都由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的中央学习组直接管理指导。

　　在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下，为期半年的第一期高级学习组按计划顺利组织起来并开展学习。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制定到实施，从学习材料、研究内容的选择到学习步骤的安排，从指导督促各地组织高级学习组到审批组员名单、学习计划、听取报告等，不论是宏观的决策指导，还是具体的组织实施，毛泽东都事必躬亲，悉心指导。

　　根据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精神，中央学习组重点加强各高级学习组的学风建设，确保圆满完成学习任务，达到预期效果。为了塑造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高级学习组成立伊始就明确规定，“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为此，毛泽东和王稼祥特地拟定了包括10篇马恩列斯相关材料和70篇党的六大以来文件的学习目录。为了塑造认真通读的学风，中央学习组指出通读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为下一步学习研究打基础，要求各高级学习组组长必须负责采取适当办法检查全体组员是否在规定时间内确实通读过指定材料。

　　褒奖模范，榜样引领

　　1939年5月至1940年5月，中央干部教育部重点对延安在职干部学习情况进行了三次大的检查，发现了许多制度健全、方法创新、学习扎实、成效显著的模范在职干部学习小组。1940年6月，召开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隆重奖励和介绍了39个各类在职干部模范学习小组，为广大在职干部学习小组树立了对标学习的榜样，增强了争建模范学习小组的工作动力。此后，中央宣传部又紧跟发文再次表扬了模范学习小组，并指出为提高在职干部学习质量，在职干部学习小组应重点学习模范学习小组的创新方法，指明了对标学习榜样的落脚点和主要路径。

　　在模范学习小组中，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任组长的《资本论》学习小组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任组长的中组部学习小组还受到过毛泽东的褒奖，他们在创新方法提高学习质量方面最为突出。

　　《资本论》学习小组突出在学习讨论方法上进行了创新。据学习小组成员何锡麟回忆：在学习讨论会上，规定学习小组的成员轮流对正在学习中的这一章作中心发言，尽量用自己的语言谈谈读完这一章后自己的理解和体会。对重要的章、节乃至片断，要求进行详细、深入的讨论。常常把《资本论》的德文原版与中、英、俄、德、日文的不同译本，对照起来进行讨论分析。小组成员中，王学文研究《资本论》多年，王思华本人就是《资本论》的译者，张闻天去过日本、美国、苏联，对这几种文字都能掌握，加上别的同志，学习讨论可以说是相当深入的。

　　中组部学习小组突出在指导写好学习笔记方面进行了方法创新。陈云和副组长李富春亲自批阅小组成员的学习笔记，并在笔记上签字，提出意见，学习笔记还要在组内传阅互评互学。据学习小组成员刘淇生回忆：起初我不会写笔记，写得词不达意。陈云看了我的笔记后没有批评我，只在笔记后面批示，“我看了两遍，看不懂”。在组内传阅后，同志们笑着说，“淇生写的笔记是天书，咱们凡人看不懂”。从此我虚心向大家学习怎样写学习笔记，读原著时也更加认真，用心理解，至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