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581年至61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短命”王朝，在其38年时间里，革新内政、再造一统、外攘“四夷”，迅速实现国力军力强盛，且多有创制、影响深远;特别是对海洋方向的经略，不仅极大地巩固了秦汉以降奠定的“陆海一体”格局，更是将对涉海疆域的统驭向海洋延伸，纳入整个王朝治理体系，影响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事实上，这种“拓疆域至四海，扬国威于远域”大刀阔斧的做法，极具战略眼光，也为以开放强盛著称的李唐王朝，提供了重要参照与有益借鉴。

　　贯通南北的陆海江交通网络

　　隋朝再造天下一统，面临的是近300年南北长期分裂的复杂局面，如何顺利且迅速地予以弥合，是当时最大的挑战。为此，隋朝君臣做了充分准备和精密筹划，完成武力统一后，迅速着力于密切南北在各个领域的联系，对原统治核心的江淮地区和情势较为复杂的岭南地区，予以重点经营;尤其是构建贯通南北的陆、海、江交通网络，加强对重要港口及沿线的管辖建设力度，为促进持续深度融合提供了战略支撑。

　　经过充分酝酿，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部署八路大军、五十余万兵力，分东西两个战区(东部为主战场，目标直指建康)，陆、海、江三路并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攻灭陈朝;随后将战线推至情况复杂的江南及岭南地区，以武力威逼、政治招抚相结合，平定江南豪强世族残余势力的叛乱，清除岭南冼夫人集团的割据势力;把精简高效的州县两级制引入南朝故地，通达政令军令的同时，重点加强了对沿海重要港口及其辐射区域的管辖，形成了东部以江都(今扬州)、余杭(今杭州)、会稽(今绍兴)为核心，南部以南海(今广州)为核心的两大区域，成为整个王朝海上交通及经贸的重要基地。

　　至炀帝大业五年(609年)，江淮及岭南涉海郡已多达19个，势力范围已深入南海腹地。之后，隋朝廷又集中开凿广通、通济及永济等重要河渠，贯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及钱塘江五大水系，沟通了内陆运输水系与沿海区域的联系，连接了北方政治中心、边防前沿阵地与江淮经济中心;初步形成了江海一体化的格局，构建了一条纵横南北的繁荣经济带。此外，需要强调的是，于炀帝大业四年(608年)动工开凿的永济渠，具有明显的战略目的，对北线及东北方向的防卫体系构建，尤其为兵员及辎重的输送往来，提供了重要的交通保障。

　　面向海洋深入经略对外关系

　　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再次建立，也为重新评估、调整稳固与周边各国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支撑。伴随航海能力的显著提升及海上交通线路的进一步开拓，隋朝经略四方，除却传统意义上对陆地边防保持高度关注和持续经营外，更加积极地将眼光投向海洋，获得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和更为广阔的运维空间;尤其是将寻求与周边临海邦国建立友好关系，纳入确保王朝总体安平的体系中统合考量，取得了远超秦汉的成效，甚至连唐朝魏征也给予其“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的高度评价。

　　《隋书》“东夷”及“南蛮”列传等记载了隋王朝与周边政权的交往，比较重要的有高丽、新罗、百济、倭国以及林邑、赤土等;如开皇初年与高丽建立朝贡关系，维持了东北方向相当长时间的和平稳定;在炀帝“求访异俗”的授意下，主动与流求(或为今台湾岛)的三次直接接触，虽以“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自尔遂绝”告结束，但对东南方向相关岛屿的探索，为后续李唐王朝建立实质性管辖权打开了局面;再如大业三年(607年)，倭国派遣使团求学佛法，炀帝安排裴清进行回访，经由朝鲜半岛西岸、至珍岛，过对马岛、一岐岛抵达北九州，了解了沿线各国基本情况，这条线路也成为通往日本诸岛的主要航线之一。南海方面，文帝于仁寿末年，遣兵万余讨伐多年不贡的林邑(今越南南端)、重建朝贡关系的同时，打开了通往东南亚诸邦的海上环线，实际产生的影响已覆盖周边十余国。

　　需要指出的是，对流求、林邑陌生海域的跨海用兵，清晰地记载了出发港口即义安(今潮州)、南海二郡，可以想见隋朝对具有潜在隐患的近海区域，在港口设置上除考虑一般意义上的交通功能外，还极为重视其相应海防功能的发挥。

　　准确把握涉海疆域的军事重心

　　近300年的长期战乱，使东北方向的安全局势变得尤为复杂。至隋时，高丽已并吞辽东半岛直逼辽西，同时还出现了多个实力较强的部族，如与隋接壤的奚、契丹，与突厥相连的室韦、位于高丽北部的靺鞨。隋朝准确把握了辽东半岛在维护区域秩序的战略地位，发展汉代以来“以夷制夷”方略，采取恩威兼济、远交近攻举措，加强友好往来，积极寻求地区安全协作，并针对性地使“夷狄”相互牵制掣肘;同时，构建水陆并重、江海一体的安防体系，陆上以贯通南北的河渠作为运送兵员辎重的交通要道，海上于山东半岛营建造船厂及战舰出海港口。

　　从经略过程来看，做到了有礼有节，较好地调控了与高丽的关系。如文帝时，针对高丽既已受封、又与南陈暗中勾联的情况，先是以玺书训诫;后其又领靺鞨骑兵万余入寇辽西，文帝方才决意兴兵30万予以讨伐，虽因军中疾疫止步辽水，但震慑作用已成，旋即收兵。至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发觉高丽私通突厥启民可汗，遂令其使者转达“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若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之意，直至大业六年(610年)高丽仍不为所动，由此开始筹备征讨事宜。

　　从隋前后四次大规模征讨行动来看，动员使用兵力之多、涉及范围之广、集结速度之快，实在令人瞠目。如炀帝首次亲征，从大业七年(611年)春四方兵马舟车应诏集结，至次年正月于涿郡正式编队部署，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几乎所有战前准备，仅作战兵士就有110多万人，保障运送人数更是翻倍;过程中，还于当年二月诏令幽州总管元弘嗣赴东莱海口督造舰船三百艘，又于五月命河南、淮南及江南等地，造戎车五万乘;很显然水陆并进，特别是海路及运河的充分利用，形成了高效的后勤运输补给线，尤其是营造军需遍及大江南北各生产基地，已形成相当规模。

　　隋朝对海洋及海疆的开拓性经略，不仅通过水陆交通网的“硬件”建设，极大弥合了长久以来南北分裂局面，而且以更加开阔的眼界和强劲的海上实力，把维护涉海疆域的稳定繁荣，纳入王朝总体安平秩序的构建;同时，将朝贡体系的恢复建立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相统一，引向更为深广的海洋，扩大了中华文明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这些典型设计和做法，为后来的唐王朝锻造深刻影响海内外的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本格局，做了充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