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有赖于经济基础，古今一也。巴蜀之地易守难攻，巴蜀之富重于天下，取得巴蜀不易，治理巴蜀更难。自惠文王起，三代秦王不懈努力，巩固对于巴蜀的全面控制，将“生地”变成“熟地”，独享其利，夯实了秦国崛起的基础。

　　再立蜀侯

　　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原来蜀国的相、傅、太子皆丧于乱军之中，蜀王开明氏灭亡。民间俗语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后定”。蜀地幅员辽阔，原有的管理出现巨大真空，又和秦国本土关山阻隔，如何治理成为首要问题。

　　四川盆地不仅有蜀、巴两个区域性大国，还有诸多戎狄小国，他们像众星拱月般凝聚在蜀国周围。蜀是“西辟之国，戎狄之长”。秦虽灭蜀，但众多小国一时之间难以全部臣服，丹、犁等国就起兵抗秦。

　　蜀王不在了，要使蜀地平静下来，还是需要一位精神领袖，羁縻各方势力。秦在对外扩张中，每取新地，大多设立郡县，这是一项基本国策，但在蜀地进行了变通。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酝酿，两年之后，公元前314年，惠文王将自己的儿子公子通封为蜀侯，坐镇西南，以为权宜之计。

　　再立蜀侯对于在短时期内稳定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秦国完善蜀地治理争取了宝贵时间。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公元前311年)，丹、犁两国结束叛乱，再次臣服蜀侯。

　　双重架构

　　在列国之中，秦国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坚定推行郡县制，贯彻中央治理体制是关键因素。秦在蜀地虽然再次设立蜀侯，但也同时设立了蜀郡守。

　　学界对于秦是先设蜀侯，或是先设蜀郡守，还是同时设立，双轨并行，还有不少争议。秦国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征服蜀国，就是因为蜀地内乱，起因是苴国和蜀国相攻。苴国本是蜀王分封自己兄弟，作为蜀国的屏障，但是苴国反而成为破蜀的导火索。前车之鉴，秦王肯定深受触动。如果秦迫不得已再立蜀侯，必定会有相应的制衡措施，同时设立蜀郡守也就顺理成章了。

　　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到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近30年间，惠文王的儿子公子通、公子恽以及公子恽的儿子先后被封为蜀侯，却都不得善终。这既是当时秦国内部两大势力激烈争斗的外部反映，也是蜀地难以治理的注释。但是，不管蜀侯如何更换，秦国的蜀郡守一直兢兢业业地治理蜀地。谁是秦国的第一任蜀郡守，史料记载不清，秦将司马错极有可能实际履行了这个职责。在司马错之后，张若、李冰等能臣相继治蜀，保持了蜀地整体的稳定和发展。

　　以点带面

　　秦初来乍到，保持秦蜀之间的交通是重中之重。公元前314年，占领蜀地的第三年，秦首次对巴蜀移民，“移民万家实之”。这批移民大多集中在成都及周围地区，很有可能还是成都城的首批建造者。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发掘的早期秦墓，应该是这些秦国移民的遗迹。

　　蜀地广袤，秦人要实现治理，难以面面俱到，必须要有可靠的战略据点。蜀地的核心是成都平原，秦在此修建了成都城、郫城、临邛城。蜀郡守张若为此费尽心血，“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栏”。各城各自有完备的防御体系，三城又互为犄角，巩固了秦人对于蜀地的整体控制。

　　以此作为圆心，秦国有了向四川盆地辐射的基础，整合西南戎狄小国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从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推动蜀地与秦国本土的融合。蜀地的语言文化、精神风貌都有了深刻的变化。蜀人学会了秦国语言，到了西汉的时候，古蜀语已经基本消失，“言语与华同”。

　　秦昭襄王时期，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太守，主持修建了以都江堰为代表的众多水利工程，奠定了蜀地天府之国的基础，把蜀地变成了秦国的重要粮食基地。在此后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无论是长平之战，还是灭楚之战，秦军都没有发生缺粮的问题。“秦地半天下，粟如丘山”，这是秦军横行天下的底气。反观赵国，缺粮是其长平之败的导火索。

　　分而治之

　　同为新地，秦对巴和蜀的策略是不同的。秦在关中立国，治理平原地区的经验非常丰富，对于治蜀有一揽子成熟方案，但巴国山地纵横，丘陵交错，秦军主力难以深入腹地，实现真正有效管制。同时期的罗马军团在山地作战难以施展、屡屡吃亏，秦却知难而进、尺寸为功。

　　昭襄王时代，曾有“白虎”为害巴蜀的传说。“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秦治巴蜀不只是传说，消灭白虎只是一个柔化后的故事，实质是秦巧妙分化巴国境内的各派部落势力，巩固对新得土地的统治。

　　这种推测是有依据的。秦汉之际，巴中、黔中地区的“廪君蛮”部落崇拜白虎，奉祀白虎为神;而沿嘉陵江而居的“板楯蛮”部落，骁勇善战，以射杀白虎为荣。一者敬畏白虎，一者与白虎为敌，针尖对麦芒的传统风俗背后是刀光剑影的历史往事。

　　从分而治之到完全征服，这是屡试不爽的历史经验。秦占领巴国后，充分利用、激化巴国不同部落间的矛盾，甚至是制造矛盾，让他们自相攻伐，秦坐得制衡之利。

　　兵出巴蜀

　　秦一方面将巴国部落之间的矛盾复杂化，另一方面将秦与巴国的关系简单化，约法以促和好。史料记载，在解决“白虎”问题之后，秦和巴国部落盟誓，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和平共处条约：“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于是，“夷人安之”。秦国以“四两拨千斤”之力，缓和与巴国的关系，在繁简相杂中巩固了对巴国的管控。

　　知易行难，大功总非一蹴而就。楚国十分清楚巴蜀之地的战略地位，对于秦国在西南方向的行动始终高度关注。昭襄王继位后，秦楚之间的摩擦不断，秦寸步不让。从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77年)开始，秦国猛然发力，秦将司马错、白起、张若统帅三大精锐兵团先后行动，伐楚的攻击一波强过一波。昭襄王二十八年，白起甚至攻克了楚国首都郢。这一系列战役确立了秦对于楚的战略优势。

　　秦之所以能够对楚发动连续攻击，从侧面说明巴蜀已经被充分消化，可以对外输出粮草和军力，成为秦进攻楚国的前哨基地。好饭不怕晚，这时距离秦征服巴蜀已经将近40年时间了，两代人的努力有了丰厚回报。

　　富起来才能强起来。秦治巴蜀，既有持之以恒的顶层设计，又有从容精准的“微操作”，谋之远，行之笃，不避其难，不安其成，才能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实现统一天下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