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潮中，北派大儒颜元可谓其中最突出者。颜元，字易直，更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人，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有《存性编》《存学编》《存治编》《存人编》，他所构建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体系旨在扭转宋明儒学静敬穷理的内在向度，重彰原始儒学淑世济人的外王事功面向。

　　回归周孔正学

　　明亡清兴的易代之变促使儒者们重新审视宋明儒学。颜元亲历亡国之痛，深切体察到理学与心学积弊之害，梁启超称其是最为彻底的旧学反对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于程、朱、陆、王皆深有不满”，故而力倡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实绩之学纠正宋学之虚理、浮文、空言，誓做斡旋乾坤的“转世”之人，展现出儒者胸怀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与担当感。

　　颜元走上经世实学之路并非一朝之事，而是历经由陆王心学转向程朱理学再转向周孔正学的思想历程。24岁至26岁间，颜元笃信陆王心学，以陆王为孔孟之正道，并手抄《陆王语要》一册，其时人有“真陆王”之称。26岁时，颜元得见《性理大全》，以为程朱理学较陆王心学更为纯粹，遂以程朱为孔孟正道。34岁时，颜元为养祖母守丧期间恪守《朱子家礼》，几至病饿而死，始觉理学有违人之性情，“因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也;静坐读书，乃程朱、陆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就此省思程朱、陆王之学并非孔孟真传，因其杂染佛老而流于玄虚支离，自此幡然改志，一壁推翻宋明理学与心学，反身直追周孔之正学，力复前圣之故道。

　　康熙三十年(1691年)，颜元57岁时南游中州，“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对敌”，深感理学固弊贻害尤甚，如果说之前颜元尚有将就程朱之意，此次南游则成为他决然廓清理学之弊的转折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与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自此转向以重续原始儒家道统命脉、重塑清初儒学形态为职志的实学之路，开创了习行事物的践履之学，余生致力于复明原始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生命实践。

　　人皆可以为尧舜

　　宋明儒者“存理灭欲”“静敬穷理”的内在超越路向必然坠入空疏不实，究其根源在于本体论上“理在事上”“理在气先”的超验之理。与之相对，颜元从自然主义的气本论出发辨析理事关系、理气关系，提出“理在事中”“理气一致”的经验之理，并以性一元论取代程朱的性二元论，所谓义理之性便是气质之性。颜元认为人与生俱来的善是自我德性涵养的根本，“人皆可以为尧、舜，其灵而能为者，即气质也”。“恶”是由于私欲遮蔽了善的本性，经过一番“践形尽性”的祛蔽工夫仍可恢复本然之善性。人性本善的理论预设赋予普遍百姓成圣成贤的可能性。

　　在成圣的可能性上，颜元的圣人观与王阳明“满街都是圣人”之说极其相似。而在成圣路径上，二者却大不相同。阳明认为圣庸只在一念间转换，颜元则认为成圣路径唯有立志用功。圣庸之间即便存有先天禀赋不同的气质差等，或聪慧或愚钝，然其根本差别却在于是否用功。不肯下工夫的圣人终究会沦为庸人，肯下工夫的庸人亦可跻身圣人之流。

　　颜元并不刻意追求圣贤之全体大用，而是注重圣贤见用于世的现实性、有用性。在他看来，拥有一门切实有用的专门性知识或技能，便称得上是偏至之圣贤。他依弟子禀赋差异各尽其长，将其培养为或精于礼、或精于乐、或精于射、或精于兵、或精于农的经世之才，此种圣贤判定标准使得成圣之路更富有普遍性和人间性。

　　学成内圣外王之德

　　原始儒学是以实践为表征的内圣外王之学，注重自我德性涵养与治国平天下的内在融通。宋明儒者一味强调修身的内在理路导致外王事功层面的偏失，对此颜元提出了“以实药其空，以动济其静”的救世主张，希图把宋明以来旁落的外王事功层面彰显出来。

　　颜元从人的自然生命本身出发，引导儒者挺进身体力行的实践之路，从宋儒静坐讲读的文墨世界转向利济苍生的事物世界，习行尧、舜、周、孔的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学，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谷，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他尤为推举关乎儒者修德立业的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水、火、工、虞等笃实切近的实用性知识技能，以期“学成内圣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材”。

　　颜元认为宋学虚浮的根源在于偏重穷理尽性而轻忽躬行践履，理学家持重德性涵养而少言事功经济，心学家诉诸易简工夫而反身向内，以至于“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为此颜元转向主动习行的身体实践路向，从对“格物”的解释入手，将致知方式由宋儒的内在心性涵养转向外在的具体实践。与朱熹释“格物”为“即物穷理”“万理具于一心”，王阳明释“格物”为“正”的内向化解释倾向不同，颜元解“格”为“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格”，有犯手实做之义，认为凡事必须亲身实践一番方能习得，“心中思想，口内谈论，尽有百千义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之为实也”。他以学琴为例说明熟读琴谱与亲手抚琴而奏之间的习得差异，注重将儒家之道落实于日用伦常的躬行实践，力求在习行事物的生命实践中成就一番匡时救世的实绩实功。

　　与此同时，颜元并未放松自我内在德性涵养的修身工夫，每日谨行一套严苛繁琐的常仪功，行拜先祠、拜父母、夫妻之礼以及出告反面之礼，每日以日谱记录功过，并与友人互勘，以此作为自我改过迁善的重要修身工夫。颜元的日常修身实践，体现了自我省躬的道德严格主义。

　　教成一班治世之材

　　颜元不仅要突破宋明的学术形态，还要突破传统的书院教育理念。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时年62岁的颜元受邀赴肥乡县主持漳南书院，书院以“宁粗而实，勿妄而虚”为设计原则，以“浮文是戒，实行是崇”为教育宗旨，以期培养经世济民的实才、实德之士。

　　漳南书院尤为注重礼乐书数、天文地理、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技能学科教育，以及射击、骑马、举石、击拳等体育课程，《习斋记余》记载颜元常率弟子“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率以肄三为程。讨论兵、农，辨商今古”。知识教育和技能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展现出漳南书院德、智、体兼重的教育特色，在明清书院教育史上可谓别开生面之创举，显示了清初学风崇实黜虚的新动向。

　　颜元的实学思想在民国之初备受梁启超、胡适的肯认与弘扬，梁启超称其“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胡适称其为“一种很彻底的实用主义”，时任民国总统徐世昌亦极为推举，专门成立四存学会，编辑出版《四存月刊》《颜李丛书》，颜李学在近代一度得以复兴发扬。毛泽东自述曾受颜元实践哲学之影响，所言“古者为学，重在行事”与颜元“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字著力”一脉相承。习近平同志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亦引用颜元之语：“圣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圣人。”借此勉励青年久久为功，在为学为人方面坚持做日日工夫，日日工夫是判定最终成为圣人或庸人的分水岭。力行实践，肯做工夫，可以说是清儒颜元留给后人实实在在的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