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来，中央先后出台了多项“降成本”政策措施，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本压力有所减轻，2017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92元，较2015年下降0.76元，但仍处于较高的成本水平区间。可以说，成本偏高仍是实体经济眼下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是趋势性、政策性、制度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要素成本趋势性上升，对推进高质量发展形成成本压力
科技壁垒造成部分企业技术成本趋势性增加，加大企业转型升级困难。技术进步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我国技术水平虽取得长足进步，但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部分外国公司通过技术垄断赚取超额利润，不仅造成很多中国企业长期局限在成本高、利润薄的产业中低端，而且这些公司还频繁利用知识产权大棒等干扰其他公司技术升级，利用自身先发优势阻碍他国推进高质量发展。
用地成本上升，挤占企业有限发展资源。我国地方特有的土地财政依赖机制，导致用地成本偏高。按照现行用地政策，企业购地时须一次缴纳40—50年的土地出让金，2017年末国内综合地价4083元/平方米，比2011年提高33.8%，企业用地成本高、房租贵，有限资源浪费在购置土地、缴纳房租等固定成本上，对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形成资源挤出效应，更有甚者偏离主业转而发展房地产等虚拟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形成潜在冲击。
高技能人才人工成本趋势性上升，延缓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但由于技术型人才供给不足，产业升级速度也被拖了后腿。比如，近年来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1以上，高级技工甚至达到2∶1以上，供需矛盾比较明显。高人力资本投资相应要求高收入回报。当工资上涨变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时，将带动上下游企业生产成本连带上升，形成与工资上升遥相呼应的螺旋式增长，加大企业转型升级压力。
政策性负担偏高，弱化了微观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
税收政策设计和执行偏差造成减税效果不明显，影响经济整体竞争力。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是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但当前有的税收政策设计不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比如，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率以前在G20国家中处于中等偏低位置，有力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但今年1月美国企业所得税率降至22%左右，刺激全球资本流向美国，我国吸引国际资本的优势变弱。又如，增值税改革是减税的重点，现行16%的基本税率仍处于世界中等水平，也高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采取高税档，对高科技领域也没有专门的税优政策，加大经济结构升级的发展成本。
较高的社保名义缴费率加重企业人力负担。为缓解社会保障隐形债务压力，我国社保名义缴费率一度超过40%，2017年企业社保负担在全球排名第2，现实中不少企业不堪重负，选择按最低标准缴纳，社保压力有所缓解，但今年社保征缴划转到税务部门，一些地方提出要严格按照工资总额全额征缴、据实补缴，如果执行下去，企业成本预计要增加30%，这样一来社保征缴任务虽然完成了，但企业活力也丧失了，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不可小视。
税收以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增加了企业额外负担。政府近年来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各类涉企行政事业收费大幅减少，但有些项目仍旧困扰企业。拿政府性基金来说，虽然条目少，但数额大。一些政府性建设基金在完成历史使命后本应退出，但有的却换一种形式继续征收。这些在税收以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直接摊派给企业，人为提高了企业经营成本。
环保政策执行刚性推高了企业环保成本负担。近年来国家环保监管持续加强，环境污染负外部性显化，并内化为企业环保成本。特别是国家提出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以来，各地加大环保督查力度，有的地方执行中采取一刀切的办法，造成企业环保成本急剧上升，推动化工、有色、纺织、机电等多个领域价格连续上涨，工业品涨价将向中下游行业逐渐扩散，造成部分企业经营陷入困难。
制度性梗阻加大市场交易成本，限制了市场活力发挥
政府审批事项复杂、环节多、时限长、效率低。企业投资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少审批、核准、评估、许可、认证、检验、检测等环节，政府部门设权、中介机构评估、关联企业收费的管理模式让不少企业感觉负担重，今年9月，湖北省的一份调查显示，55%的企业希望国家进一步“压缩审批环节和时限，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个别领域行业垄断助长了企业不合理的成本支出。个别行业的垄断利润相当于对市场设租，增加市场交易成本，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以交通业为例，我国有全球最发达的高速路网，但其中90%属于收费公路，调查发现公路货运企业的各项运营成本中，过路过桥费占到22%;我国物流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例高达30%40%，是发达国家的2—4倍。
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融资难融资贵成为压在企业头上的融资冰山。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也是促进经济加快发展的加速器，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逐步完善，但金融机构整体上更喜欢“傍大款”，普惠金融服务供给不足，中小企业间接融资成本普遍达到15%左右，高于基础利率50%以上;直接融资市场准入门槛较高，以中小企业的经营体量根本难以触及直接融资的“龙门”，中小企业上市挂牌所需时间少则一年、多则三年甚至更长，造成很多中小企业对直接融资望而却步。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多维度推进企业实质性降本增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经济座谈会上强调“要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行动各项工作，实质性降低企业负担”。推进企业实质性降成本，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落实好中央降成本要求，应坚持问题导向，切实降低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性负担，积极应对高质量发展转型中成本上升趋势，坚决破除阻碍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性梗阻，将政策调整与改革深化相结合，财税、金融、产业、社保、土地、环保等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形成短中长期相互衔接的政策体系，通过多维度“降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完善市场体系布局，促进形成经济体系自主提升、自我完善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优化提升减税降费政策精准性，解决企业“降成本”的燃眉之急，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添活力。减税降费对于企业降本增效有立竿见影的直接效果，是增强企业活力的根本之举，近期国家正在研究制定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接下来还应聚焦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政策的导向性。社保降费应进一步导向中小企业，针对中小企业人工成本高的特点，出台特殊社保缴费优惠政策，允许中小企业只缴纳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并根据企业情况自愿缴纳个人账户部分，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更好发挥中小企业吸纳社会就业作用。清理非税收入应进一步强化国家财税收入规范性为导向，逐步清理非税收入，归并纳入政府一般公共预算统筹管理，进一步规范政府性基金征收，强化政府税收严肃性，避免出现谁想收谁收，想收多少收多少的情况，缓解降低企业非税负担。
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减缓企业长期成本上升趋势，为企业推进高质量发展增动力。降低要素成本是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缓解要素成本长期提升趋势，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向改革要活力。针对产业升级过程中高技能人才短缺问题，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理念，提高企业教育培训费用税前扣除标准，加强企业与地方教育资源对接，充分利用企业内外部资源加快培育“中国工匠”，释放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人才红利”。针对环保高标准与缓解企业环保成本持续上升的矛盾，应坚持协调发展理念，加强环保政策与财税、金融、劳动保障等政策协同配合，形成各方都可接受的综合解决方案，既能完成环保超标项目清理任务，又能实现企业在新环保标准条件下正常经营。针对企业用地成本持续提高的难处，应树立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可借鉴一些地方采取的压缩土地出让年限，分期缴纳出让金等有效做法，化整为零降低企业用地成本，鼓励更多企业建厂兴业。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降低阻碍市场发展的制度性成本，为加快高质量发展降阻力。市场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推进市场化建设就要坚决破除垄断、加快培育市场、完善政府服务，打破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性屏障。把放开垄断领域准入作为突破口开辟新市场，推动铁路、交通、电力、石油等垄断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市场化机构加速竞争，畅通市场交易，为高质量发展开辟新领域。以加快培育完善金融市场建设为重点降低融资成本，完善社会征信体系、构建社会担保体系，降低企业信贷风险溢价，减少间接融资成本;同时，研究降低直接融资门槛、提升直接融资市场价值发现功能，增强直接融资市场融资功能，为企业加快高质量发展疏通血脉。强化“有为政府”建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推进政府简政放权，借鉴浙江“最多只跑一次”改革经验，减少审批环节，提高服务效率，为企业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制度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