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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历史记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就吏治问题而言，我国历史有着极为丰富的素材，鉴其得，察其失，可为当前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镜鉴。

　　三国蜀汉政治家诸葛亮曾主张治国理政“务在举贤”“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如此方是正确选拔人才之法。可见选人用人自古便是传统吏治的关键内容。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无论国家治理，抑或地方治理，选人用人都是不可或缺、重中之重的工作，恰如东汉学者王符所形容的，“治世不得真贤，譬犹治疾不得真药也”。

　　回首中国历代王朝鼎革变迁，人才往往是第一位的因素。汉高祖刘邦在总结西汉建立的成功经验时，认为关键所在便是得人：“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汉初三杰之综合素养，在当时众多俊杰中属于上上选，他们的功业造就了西汉开国的气象与规模。

　　无独有偶，唐代盛世局面的出现，也多与政府善于得人密切相关。唐太宗以亡隋为戒，用人唯贤，于是决策时有房谋杜断，纳谏时有魏徵、马周，用兵时有李靖、秦琼，集一时之贤能，迎来了贞观之治。唐玄宗延续太宗之风，在吏治方面严加整饬，善用良材，先后任命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诸人为相，朝局趋于稳定，终于形成了杜甫《忆昔》一诗中所描绘的开元盛世，政治制度上“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经济建设上“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文化发展上“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社会秩序上“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堪为古代治世的典范。

　　与此同时，值得后人深思的是，盛唐走向衰落，也与人才使用密切相关。玄宗执政后期，宠信李林甫、安禄山等佞相乱臣，危机暗中累积滋长，导致安史之乱爆发，政局混乱不堪，“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百姓流离失所，“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难怪杜甫哀叹“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人才关乎国运兴衰，关乎事业成败，“治乱必于斯，兴亡必于斯”，需要认真总结与研究。

　　用人之要，选贤任能

　　《管子·立政》专对国家治乱之原有过精到剖析：“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倘若大臣的德行与地位不相称，功劳与俸禄不相称，能力与官职不相称，让具有能力的小人擅权上位，那么这个国家极可能陷入是非不明、政令不通、正道不行、祸乱不已的险境。这实际上提出了为政者该如何权衡官吏德行与才干关系的命题。

　　降至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开篇就借春秋末年晋国荀瑶(时人尊称智伯)覆亡的教训，对德才关系进行了系统讨论。在司马光看来，“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他才华出众，但德行有亏，走向绝路纯属咎由自取。司马光将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者堪称“圣人”，有德才弱者是“君子”，有才无德者视之为“小人”，无德无才者只能归为“愚人”。众所周知，在古人心中，圣人不常有，但用人问题一直存在，所以一旦遭遇人事任免提拔，“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在今人看来，这种宁要无能之辈，不用有才之人的做法，恐怕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事业的进行。然而，司马光此主张的背后，有着更为深沉的忧虑与思考：“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干，是德行的辅助资本，德行，是才干的中心统帅。二者合则双美，分离却未必两伤。因为德行胜过才干之人，他至少是个君子，如果才干盖过德行，他便是“挟才以为恶”的小人，其后果不堪设想。自古以来，乱臣贼子，大多“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荀瑶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言及此处，司马光又补上一句，希望主政者在用人方面，“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真正拿捏清楚德才二者的关系。可惜历来统治者往往难辨善恶，重用小人，政局最终无可收拾。是故司马光“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观点的提出，透露着他阅尽前史后的清醒与无奈。

　　殷鉴并不遥远，距离司马光差不多二百年前的唐朝中期，就发生过小人作恶的悲剧。当时朝中有两位重臣：刘晏与杨炎。刘晏颇有政德，为官清明，史书有载其“常以办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同时他精通财政，体恤民艰，任职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广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为安史之乱后唐朝经济恢复与民生稳定作出了卓越贡献。按照司马光的标准，刘晏算得上德才兼备之人。杨炎才干突出，也是理财高手，史上著名的“两税法”即由其推行。不过他心胸狭隘，汲汲于权力，上台后肆意打击报复同僚。因与刘晏政见不合，杨将公事异议化为私人恩怨，多次造谣，终于借机将其构陷致死。此事发生后，朝野上下一致为刘晏鸣冤叫屈。多行不义，四处树敌，杨炎终落得个被朝廷赐死的下场。《旧唐书》中对杨的盖棺之论便是：“睚眦必仇，险害之性附于心，唯其爱憎，不顾公道，以至于败。”杨炎虽亡，然有德之人已逝，略有起色的政局也被其再度搞得乌烟瘴气。

　　由此可见，选用人才，“要严把德才标准”。无论是荀瑶还是杨炎，都缺乏必要的政治品德和个人私德，势必会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政治过硬，方堪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