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的小说创作，在蹈厉奋发中继往开来，在持续演进中硕果累累，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这是小说创作乃至文学创作保持旺盛活力、葆有充沛魅力的根本所在
在改革开放40年文学演进中，小说创作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新时期文学的第一声春雷，便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由此，小说创作像打开闸门倾泻而出的滚滚洪流，迭次掀起“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阵阵波浪，并由短篇小说先行、中篇小说崛起、长篇小说勃兴主导了40年文学锐意进取的历史进程，铸就了40年文学成果卓著的丰繁盛景。
40年来的小说创作，不仅在蹈厉奋发中继往开来，在持续演进中硕果累累，而且也在筚路蓝缕奋进中积累了不少重要的文学经验。而这样一些得来不易的文学经验，正是小说创作在40年间取得辉煌的秘诀所在。梳理和总结这些难能可贵的经验，对于深入探析40年小说创作成就原因，筑就时代的文艺高峰，无疑是极为必要和至为重要的。
贴近生活，与时代同频共振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从改革开放40年文学演变进程来看，文学总是能敏锐感应社会生活种种动向，并也在这种审美反应中及时更新自己。这便使生活脉动构成写作的内在气韵，现实气息构成作品的基本底色，从而使40年小说创作在总体上实现了与时代精神的同频共振。
在十年浩劫甫一结束的新时期，文学在进行理论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同时，能在短时间内由“伤痕文学”开始文学创作上的复苏，是因为作家勇于直面新的生活现实，高度关注人的精神状态，注重以文学的方式传达人民心声。以《班主任》《伤痕》《神圣的使命》等为代表的短篇小说，以《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为代表的中篇小说，拉开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序幕，文学因立足生活，紧贴现实，重新获得应有的思想内力与艺术活力。
40年小说创作，题材丰富多彩，写法丰繁多样，但现实题材始终占据主流位置，它敏锐感知生活脉息，准确捕捉时代脉搏，跟踪式表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侧影、社会生活的深层变化与人们精神世界的悄然变动。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不仅发出“改革文学”的先声，而且树立小说创作“向前看”姿态，使得小说创作回荡起时代新人的豪气与时代精神的正气。上世纪80年代之后，小说创作接连出现“现实主义深化”“新写实”等写作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改革文学”的延宕与余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从90年代开始，市场化改革、城镇化建设、信息化科技等交织而来，使得乡村与城市的变革进入新阶段，同时也面临许多新挑战。小说创作适应这种描写对象变化，也多角度、不断深化直面现实的写作。乡村题材方面，路遥《平凡的世界》、孙惠芬《歇马山庄》、关仁山《天高地厚》、周大新《湖光山色》等，都从不同的侧面描写农村新人物，反映农村新变化。而在乡村题材之外，则有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阿耐《大江东去》，郭羽、刘波《网络英雄传》等，分别从城市建设、工业改革和科技创新等不同维度，书写不同行业与领域的改革故事，塑造时代弄潮儿的不凡风采。这些作品也许还够不上全景式反映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却以独特的方式、别样的故事，描绘改革开放改写现实面貌和人们心理状态的某些侧影。
着意塑造变革时代典型人物
作为叙事艺术小说，描写人物是创作的中心任务，而人物的思想性格又是其核心所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中，涌现出众多栩栩如生又血肉饱满的人物形象，他们以独特的性格内力与精神魅力，让人们读时满眼生辉，读后久久难忘。
在新时期文学之初，一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品，一开始就是以人物性格的独特、人物命运的坎坷，让读者感受到典型人物具有的特殊力量。如刘心武笔下的谢惠敏，张弦笔下的荒妹，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李顺大，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等。随后而来的“改革文学”，也是以光明磊落又豪情满怀的人物形象引领人、感佩人，如蒋子龙笔下的乔光朴、张洁笔下的郑子云、柯云路笔下的李向南等，他们在攻坚克难的改革中体现出的“斗士”风采，携带的正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沛然正气与崭新风尚。
90年代长篇小说长足崛起，一些作品在大浪淘沙中留了下来并一直长销不衰，它们所凭靠的，都是经由典型概括和个性化手法塑造出来的性格鲜明又气韵生动的典型人物，他们在向人们显示不凡个性的同时，也展现出时代的精神气质。如路遥《平凡的世界》，通过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相似的坎坷命运与不同的人生追求，反映年轻一代农村青年的艰难成长，以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内在关联。而陈忠实《白鹿原》，则在白嘉轩、鹿子霖的明争暗斗的相互较量中，串结起家族衰落、乡土式微与历史变迁的多重意蕴，个性化的人物形象里凝结诸多文化符号与精神密码，令人思忖，引人咀嚼。
经由独特的人物形象塑造，真实而独到地反映一定时代生活的成功作品，还有莫言《红高粱》里的余占鳌，张炜《古船》里的隋抱朴，阿来《尘埃落定》里的傻子二少爷，余华《活着》里的徐福贵，徐贵祥《历史的天空》里的梁大牙，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里的吴摩西等。这些作品几乎就是以一个人物为中心，由独特的性格塑造和别样的命运揭示来体现作家人性审视的深度与艺术概括的力度的。由于人物性格与人生命运的相辅相依，人物成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的“这一个”，不仅与作品一同留了下来，而且日渐成为人们品读不休、评说不尽的经典。
沿着现实主义道路不断拓进
现实主义因其细节的真实性、形象的典型性与描写方式的客观性等主要特征，满足中国作家的写作追求，也贴合中国读者的阅读需求，现实主义一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尤其是40年来小说创作中占据突出地位，催生了一大批优秀小说作品。
“伤痕文学”在刚一露面引起争议之时，陈荒煤就敏锐指出：伤痕文学“揭示了人们心上留下的伤痕”“也触动了文学创作上的伤痕”。也就是说，“伤痕文学”以直面人生与人心的方式，恢复了文学写作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小说创作中以直面现实为旨归的现实主义写作，不仅在发展演进中逐步走向深化，而且历练了一茬又一茬的实力派作家，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经典性作品。
40年来，现实主义不断更新，主要推动了两类小说创作的长足发展。一类是家族历史与文化的创作，这类小说以家族历史为主干故事，通过一个家族在一个时期的荣辱盛衰，来透视文化精神的嬗变，折射社会变迁与时代更替，代表性作品如张炜《古船》、陈忠实《白鹿原》、阿来《尘埃落定》、李锐《旧址》、莫言《丰乳肥臀》等。另一类是“反腐”小说写作，这类小说以改革开放为背景，主写义利抉择、正邪较量。代表性作品有周梅森《人间正道》《人民的名义》、张平《抉择》、陆天明《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周大新《曲终人在》等。可以说，由于运用严谨的现实主义写法，贯注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些作品做到了思想精深与艺术精湛的桴鼓相应，达到“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较高标准。
在坚持现实主义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路遥《平凡的世界》。这个作品写作与发表的80年代中期，文学界追新求异的热潮正如火如荼，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冷落，但路遥没有任何犹疑，他毅然选择严谨的现实主义写法，精心又用意地描写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的青春成长与人生打拼，由此表现改革开放给农村青年带来的命运转机。由于作品做到了为小人物造影，为奋进者扬帆，出版之后广受好评，累计印数超过1700万套，在当代小说长销作品中名列前茅。《平凡的世界》持续热销，暗含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学课题，那就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现实主义，包括它的自身内涵、外延与意义，也包括它与中国文学的密切缘结，与中国读者的内在联系。
风格手法在借鉴中开拓丰富
作家有各自造诣、各自追求，小说有不同取向、不同写法，由此造成文学写作在个性化基础上的多样化。但任何取向与写法都各有长短，兼有利弊。因此，在坚持自我的同时不断汲取别家之长，弥补自家之短，就是文学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40年来的小说创作，由于小说家们注重在学习与借鉴中自我更新，小说创作求新求变成为普遍风尚，也成就作家艺术成长与作品新意迭出。
适逢改革开放拉开序幕，一些敏锐的小说家们便在小说艺术上广泛借鉴吸收，使小说创作不时吹来令人耳目一新的清风。最先引人注意的，是王蒙在《深的湖》《高原的风》等中短篇小说中对“意识流”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作品在对人物心理流程的探幽索微中，实现了由主观感受折射客观世相的特殊效能。随后，一些超越传统文学范式的新写法不断刷新，其中比较典型的，如苏童、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作家运用“先锋派”手法创作“新历史小说”，阿城、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等作家把当下现实生活与人物精神世界中的“文化遗存”当作描写对象的“寻根小说”。他们超越传统写法的文学实验，使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别样的色调和色彩，现实主义创作愈加开放和丰富。
相互借鉴为我所用，风格写法不拘一格，在80年代至90年代，成为小说创作的普遍追求，一些实力派作家不断自我更新，逐步形成独特艺术个性。如莫言在中外手法兼收并蓄中，不断凸显的“毛坯式”现实主义风格，贾平凹在古今手法内在化合中形成的“文章体”叙事特点，阿来在民族文化交融杂糅中形成的“非遗性”题旨意蕴等，都是在小说艺术上由多方借鉴来熔铸自我的成功范例。
如果再把眼界放开一些，我们还会看到当下一些网络小说写作，也在向传统文学经典作品靠近，他们通过学习经典作品的意蕴营造、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使得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作品获得较高文学品质，成为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比如《琅琊榜》《芈月传》等。这些作品取得成功，既给网络小说写作提供有益经验，也告诉人们“俗”与“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联通“俗”与“雅”，不仅确有可能，而且会别有洞天。
改革开放40年的小说创作，在有声有色的发展与波澜壮阔的前行中，有很多经验可以梳理和总结，最为重要的是“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这是小说创作乃至文学创作保持旺盛活力、葆有充沛魅力的根本所在。■
(作者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