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浦江清先生在大学任教三十年，教中国文学史的时间最久，曾有志于撰写中国文学简史”(吕叔湘《浦江清文录序》)，但1957年，他才53岁就去世了。他留下了一大堆讲稿。整理者是他的女儿浦汉明及其老伴彭书麟老师。浦汉明说，为了整理这个文学史，她是一直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的。最早是从1982年见浦江清先生的同学施蛰存先生开始。
施蛰存先生问浦汉明：“你父亲留下的手稿怎么样?”他得知大量手稿尚存后，说：“你还不赶快整理，否则就是一堆废纸了!”
浦汉明老师记着这个对话，回来就要求从中学调到大学教书，并一定要进古典文学组。为了补课她先到中山大学进修一年，随王季思先生治戏曲史。1985年开始，浦汉明陆续整理浦江清先生各类遗稿，以熟悉父亲的笔迹、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这种工作先从日记开始，后来浦江清的学生季镇淮主持“清华文丛”，他以北大中文系的名义邀请浦汉明编浦江清文稿，浦汉明请了一个学期的假，泡在北大中文系资料室和北大图书馆查找旧报、搜罗逸文，加上整理出来的部分论文，1993年出版了《浦江清文史杂文集》，这个集子由施蛰存写序。施先生说：“江清读书多，有学问，英语水平高……总觉得他有许多该写而没有写的文章。”
1998年浦汉明退休后，她的老伴彭书麟也加入进来。因为彭书麟老师在大学教文艺理论，于是两个人一个治文学一个治理论，联手整理文学史。2005年出版的《无涯集》一部分篇目便是来自文学史。2007年1月《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宋元部分)》出版，2009年1月《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明清部分)》出版。之所以先出宋元明清，因为浦汉明对这一段最为熟悉，她在大学也是给学生讲授这一段文学史，浦江清在西南联大即为三四年级学生讲授宋元明清段文学，这部分讲稿主体则是浦江清在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后的讲稿，内容详尽、语气连贯，整理起来相对容易。2010年5月浦汉明再次为全部遗稿归类、编目，才下定决心整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这部分的主体应该是他在清华大学教书期间的讲稿。浦江清先在清华大学教授大一国文，1932年开始讲授中国文学史，首先讲的就是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段。
这部分整理很困难，因为浦江清的遗稿很多，有的字迹潦草，有的只是一个纸条，稿子整理完毕已经2016年了。除了讲授文学史，浦江清先生还开了很多专题课，例如在西南联大期间就开了“汉魏六朝文”“历代诗选”“词选”“曲选”“词曲”等专题研究课程，闻一多被暗杀后，还代闻一多讲“楚辞”。正是这些专题课的渗入，所以四卷本的《中国文学史稿》有很多部分非常详尽、生动。也就是说这本史稿，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选讲的汇集。所以这套书一点也不枯燥，不单薄，有理论，也有具体作品赏析。
其实文学感悟力，是必须建立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上的。叶圣陶的《文心》说：“文学史的知识不是读那些‘空口白话’的文学史所能得到的，必须与历代文学作品会面，因此，古书里的文学作品就有读的必要。……原书是一堆有孔的小钱，文学史是把这些小钱贯穿起来的钱索子。没有钱索子，不能把一个个零乱的小钱贯串起来，固然不愉快;但是只有一条钱索子，而没有许多可以贯串是小钱，岂不也觉得无谓?——有了钱索子而没有可串的小钱，就该反其道而行之，去寻找小钱。如没有对文学作品有相当的认识，所读文学史只是一些概念，未免是空泛的功夫。编辑者对于作品的评论，说‘优秀’‘雄健’都是不着边际的形容词，让人无法捉摸;体会作品真味，不如去求教比较好的选本。”或者我们可以说，经过整理而成的浦江清《中国文学史稿》是一部有功于提高文学鉴赏力的文学史。
我们读这套《中国文学史稿》还需要了解浦江清先生的治学。他的学生程毅中曾在《永怀恩师浦江清先生》一文中介绍说：“1926年，浦先生在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后，进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当了陈寅恪先生的助手，跟着陈先生研读东方学，学习了梵文、满文，补习了法文、德文、拉丁文、日文。研究方向从文学扩展到了历史、考古、民俗等方面。”所以浦江清讲文学是在世界文学这个大格局内来讲的。他在《中国文学史稿》引言中说：“中国本无文学史，今之文学史著作的观念，系西洋学者给我们的。”治文学史必须有新的眼光，“所谓新眼光者，即以印度欧罗巴系思想驾驭中国文学材料是也”。例如他讲《论语》就和柏拉图《对话录》进行比较，讲陶渊明，就和华兹华斯比较。也就是说，这部《中国文学史稿》带着比较文学的视野。或者我们可以说这部史稿是清华国文派特色的文学史。
其实，有资格个人独著文学史的人不多，所以中国文学史虽然不少，但个人独著终究是很少的，恰恰浦江清先生完全具备这个苛刻的条件，基于他的专题研究、分段研究、比较研究，以及近三十年的教学和对话，产生了这部《中国文学史稿》。集体著文学史，这个集体面对着同一个时空背景，而这部史稿却是一个人对着不同的时空，也就是说细心的读者可以从这部史稿中读出浦江清先生治学的演变过程。例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大致反映浦江清早期的治学，而宋元、明清段反映其后期治学的特色。本书先秦两汉卷，对于文学取广义的理解，从人类的历史和甲骨文讲起，单节讲《易》，讲《尚书》。专章讲解“司马迁与《史记》”中,专门选讲《魏其武安侯列传》。他指出：“汉文学以《史记》为最高峰，宋以《资治通鉴》为最高峰，此均非纯文学。”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学史还没大量出版之前，那些早期学者是如何为文学史跑马圈地的。后来我们在前贤圈定的地里播种，甚至分而治之，所见愈小。直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卷，这部《中国文学史稿》才开始对文学采取侠义的概念。
在纯文学概念中，《中国文学史稿》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诗歌的部分。因为浦江清先生认为诗歌代表语言的精华。“不学诗，无以言”，他说《诗经》是春秋时代学习语言的课本，并且是学习“雅言”的课本。他接着发挥：“后代无论哪一国的文学，都以诗歌为最好的文学;学习哪一种语言，必须要学习用这一种语言所写成的诗歌，方始可以说‘到家’，方始可以说能够说了解这种语言的美妙。”所以本书都有专节讲五言诗的起源、七言诗的起源及其发展、词曲的发展与词的概况、元代的散曲;专章讲“声律论”。他特别注重各种文学体裁的流变。整个唐朝诗歌尤其详尽，初、盛、中、晚各一章，几乎可以单行出版。
如果读者因为这部《中国文学史稿》能爱上诗歌，或者能够因为这部史稿提高了自己的文学鉴赏品位，或者启发了自己研究文学的思路，我想浦先生定会极为欣慰的，这是我们对他最好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