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十分常用的重要方法。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研究视角的多样性、研究者自身的倾向性以及历史本身的宏大性。因此，使用好历史研究方法、正确认识历史应具有三种态度。

　　充满敬畏之情

　　始终对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充满敬畏之情，既不作过度解读，又避免简单判断。

　　历史事件是发生在过去的社会现象。社会现象的成因是复杂多变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事态都不是单一原因的结果，也不会只产生单一结果。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是以合力的形式发挥作用，而合力并不是纯自然的过程，而是各因素作用于行为体后产生的结果。由于行为体的行为始终受到观念因素的影响，因此社会活动中系统效应的运作机制与自然系统的运作机制是有本质不同的，是难以观察实证的。在使用历史研究方法时，对于单一因素作用机制的研究充其量只能得出或然性结论，即说明该因素对结果的相关性。而历史事件本身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充满敬畏，就是要清醒认识到自身研究和认知的局限，克制过度解读的冲动，避免简单判断的率性。

　　时空背景的巨大变化使得今人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容易发生偏移。这种偏移体现在研究者很难客观还原历史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因而也就无法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去理解历史事件演进的前因后果和内在逻辑。历史研究中资料和手段的片面性决定了历史事件研究的局限性。历史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研究历史文献、历史资料和个人回忆录等方式进行，还原展示历史事件，揭示历史规律。而历史文献、资料和回忆录不可避免地带有著者自身鲜明的倾向性，同时，研究者在选取材料和解读文献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选择性，时间久远的历史文献可能还存在不完整、不全面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研究者保持清醒的认知。即便同一历史事件，由于当事人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不同，其记录和理解也是存在巨大差异、甚至相反的。

　　比如，解放战争中的苏中地区七次作战，在共产党方面称为“七战七捷”，而在国民党方面也认为达到了作战目的。原因就在于，双方的作战目标不同。共产党军队的作战目的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国民党的作战目的主要在于收复地盘，以占领城市，苏中七次作战，国民党方面虽然损失了一些部队，但最终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因而，在国民党看来他们也达到了作战目的。历史绝不只是事实的简单堆砌，历史的书写和阐发，取决于我们的角度、立场和追求的价值观。

　　抱有宽容之心

　　始终对历史人物的局限性抱有宽容之心，注重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传承上剖析历史人物。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主要是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脉络上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前进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具体到历史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则对事件的发展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研究具体历史事件时，一定不能忽略关键人物对事件发展走向的决定性影响，同时也要避免对历史人物的过高期许，审慎认识历史人物的关键作用和自身局限。

　　评判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应是其是否顺应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着眼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不要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苛求或者溢美前人，更不要作简单的道德评判。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公正地评判历史人物似乎很难，特别是这种评价又带有某种政治倾向时，不公正不客观的现象便俯拾皆是，即便一些大历史学家亦不能免俗。以现今的认知状态评判前人，需要一颗有温度、有带入感的宽容之心。正如基辛格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中所言：“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而政治家必须在结果难料的情况下做出应对挑战的决策。”历史证明人的认识能力、预见能力和成功地自觉塑造基本事态的能力有时是相当有限的。

　　洞悉历史之势

　　始终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怀有自觉之意，注重从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的统一中把握大势。

　　历史发展是自身逻辑与现实选择的统一，而不是理论预设的结果。“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对于历史发展，要怀有自觉之心，要有历史自觉性，要善于宏观思考，通过对大量具体事实(史实)的梳理，升华为对历史趋势的深切领悟，从自在的状态变成自为的行动，在历史趋势和现实选择的统一中把握大势。历史有可为之事，有不可为之事。不可为而为之，必然受到惩罚，带来灾难。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在发展模式上经历了艰难的探索，每一种发展模式的探索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每一种发展模式的艰辛都为今天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正是中国社会自身逻辑发展与现实生活理性务实选择的统一。

　　在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的统一中把握大势，要把视野放大，在细节与全局、过往与当下的贯通中审视。历史的全局是由若干历史的细节构成的，细节不清晰、不真实，全局就是海市蜃楼。沉溺于细节之中，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也不是正确的历史研究方法。当下是流动的过往，过往是凝固的当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社会现象也曾在历史中反复出现。用长远的眼光和广阔的视角，看待中国人民在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复兴梦想进程中正在经历和可能遇到的种种风雨，就能始终在喧嚣中保持一份清醒，在激荡中保持一份从容。今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40周年，在总结改革开放40周年历史经验时，应该把这段历史放在新中国成立近70年实践道路反复探索的视野中思考，把这段历史放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110多年民族精英接续奋斗的视野中思考，还应该把这段历史放在世界范围内自二战结束以来70多年国际社会演进变迁的视野中思考。唯有如此，今天的历史经验总结才能更客观、更公平，更经得起时间检验。

　　在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的统一中把握大势，要努力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以史资政。即便是纯粹的历史学研究，研究清楚史实是基础、是目的，但也应该努力从中得出历史的教训和启示，更遑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研究方法，其使命更应该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以史资政。今天，我们要牢记列宁在《论国家》中的教诲，他说：“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历史考察的目的不是对历史的重新展示，而是对于历史的分析和概括，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概括来探寻和把握历史背后的规律，以期得到启示和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