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勤哨位严阵以待

　　指导员动员完毕后，立即带全连战士直奔哨位。我拿着信号旗，紧跟在执勤人员后面。到达前门烤鸭店时，见连长正拿着哨位布置图向四个排长布置口肖位。连长见到我说，你去师团部前进指挥所，担任团首长的通讯员，此次任务非常重要，团部首长的指示完全要靠你口头传达，向上级报告只能使用旗语。

　　我到达设立在烤鸭店一楼的师团前进指挥部后，先随团首长和参谋人员现场勘察地形，作警卫部署，寻找与师部通讯员对接、调整旗语的最佳位置，后又跟通信股股长检查停放在烤鸭店楼后的三轮摩托车、自行车。通信股股长对已在摩托车上就位的驾驶员说，这是担任此次任务发放指令、通知的传令员，他计你往哪里开你就往哪里开，可以逆行，但一定要保证安全。

　　接着通讯股股长把我带到烤鸭店的西北角，拿着粉笔在地上画了一双脚印，让我不可跳出这个脚印，并向我交代任务。据了解，仅担负此次旗语传令的人员就达18人之多，每人一个岗位，实行梯次、逐级传递。每一个旗语兵身后配有两名旗语观察员，他们一个携带夜视仪，一个配有高倍望远镜，在风向不稳定、距离较远、能见度差、肉眼视觉疲劳的情况下，都能及时准确地捕捉到对方旗语信号。当时，在人民大会堂顶层设有两个旗语岗，其职责是确保设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军委、北京军区联合前进指挥部的首长在第一时间掌握敌情社情;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设有两个旗语岗，确保设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的北京卫戍区前进指挥部的首长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敌情。我的任务是：上传，必须在0.35秒内把首长指示准确地传达到设在烤鸭店楼上的信号岗;下达，接到楼上信号岗的指令后立即报告师团前进指挥部。

　　执勤过程险象环生

　　楼上的信号岗是我的第一任班长，他向我发出了第一道指令：卫戍区政委刘福带着两名作战参谋、一名通信参谋、一名干事、一名信号员、一名警卫员前来查哨。我用旗语回复后，立即跑到设在烤鸭店一楼的我师团前进指挥所向团长报告了这一情况。随即，师长左垦栋和团长盖复兴立即跑向门口。师长、团长向刘福政委敬礼后，刘福立即指示：“速查天桥以北敌社情。”我立即用旗语下达命令，对方回复：一切正常。

　　接着刘福政委抬头望了望天空，下达了第二道命令：“速查空中预警情况。”我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因我卫戍区旗语从未与空军有过对接、联系，压根就没有训练过这套旗语，更不懂其中的术语。此时，站在刘福政委身后的一个参谋立即从我手中夺过信号旗，面向设在人民大会堂楼顶的联合指挥部做了一连串的旗语动作，其速度之快、熟练程度之高让我望尘莫及。虽说我卫戍区未从事过空军专业旗语训练，但从对方旗语中我看明白了，大意是：卫戍区，请示收到，已报联指(联合指挥部)。

　　按正常程序，联指在5分钟内应回复空中预警情况，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联指那边还是没有动静。同样急出一身冷汗的刘福政委摘下帽子往地上一扔说：“立即命令三师高炮团做好一级防空战斗准备，送第一发炮弹上膛，其他高射机枪群组、分散防空火力点按预案进入防空作战准备、送第一发子弹上膛。”我正要从卫戍区通信参谋手中抢过信号旗时，该通信参谋已将此命令直接下达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可是联指那边仍然没有音讯，我们每个人都急出一身冷汗。大约10分钟之后，联指回复：北纬30度以南，雷达未发现敌战机、轰炸机活动，华东、华南、西南、华北上空无任何飞行器。空司已命令福建漳州、上海江湾、江苏无锡、河南确山、北京通州、辽宁丹江等战斗机基地飞行员登舱，随时起飞拦截。

　　听到通信参谋报告后，师长左垦栋忙拾起刘福政委的军帽说，首长这下放心吧。政委刘福笑了笑，戴上军帽、整了整服装，庄重地向空中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见到敬爱的周总理

　　17时38分，联指通知：总理正在西花厅门口上车，停驻在中南海新华门的第一辆开道车已向六部口方向驶去，道路清障车已从六部口拐弯，开始作业。

　　师长立即命令：全体人员进入一级勤务状态，枪弹结合、送第一发子弹上膛;驻守在楼顶的高射机枪组、班用机枪组、其他机枪火力点群组枪弹分离，方向正东、枪口角度45度，待命。

　　师长下令后，示意刘福政委到师团前进指挥部休息。此时，我观察哨报告：周总理车队距被警卫目标地3000米。师长、团长立即向门口走去，我紧随团长身后。到达门口一看，设在马路中间的调节哨兵已开始挥动绿色指挥旗帜。多年的警卫工作经验告诉我，这是调节哨兵指引车队开道车的前行方向，也就是说，被警卫目标即将接近警卫场地。

　　正在这时，师长对我团团长说，总理车辆在门口停驻，下车后要越过马路牙子才能进入便道再走进饭店里，立即在马路牙子边上设一个哨兵，在总理下车的第一时间，敬礼并搀扶总理上便道。团长看了看开道车说，调哨兵来不及了，小葛，你立即站在驻车位边上去。我扫视了一下画好的驻车车位红线，立即跑了过去。刚刚调整好站姿、正整理服装时，开道车从我眼前飞速而过。随着一阵缓缓的刹车声，周总理的黑色红旗牌轿车已停驻在我眼前。总理从车后座缓缓下来，他抬头看了看烤鸭店大门，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转身向正门走去。我立即向前迈了一步，搀扶总理迈上马路牙子。总理在便道上停下脚步，半转身朝我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接着信步来到烤鸭店内一层过道，迎接随后即到的公主一行。

　　精神饱满的周总理当时身穿一身灰色中山装，面庞清癯，略带微笑，当阿什拉芙·巴列维公主来到他面前时，他示意阿什拉芙·巴列维公主前行。阿什拉芙·巴列维公主向总理报以微笑后，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往宴会厅走去，总理及我外交部陪同人员兴致勃勃地在宴会厅就座。

　　这时，团长示意我返回前进指挥部，和中央警卫团的便衣警卫及店内保卫人员驻守在一层门庭。并对我说，宴会结束时，你仍站在刚才的位置，搀扶总理下台阶。我向团长敬礼后答道：“保证完成任务。”

　　此时，烤鸭店内，充满了热烈友好的气氛，宾主就双方建交事宜亲切交谈;烤鸭店外，每一个警卫人员百倍警惕，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确保万无一失。由于此次勤务组织有方，安排得当，加之首都军警联勤，出动兵员、警员数量较多，在整个宴会期间没有发现敌情，社情稳定。

　　宴会结束时，周总理陪公主及翻译人员来到一层门庭西门口内侧，主宾分列两边，周总理为公主送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总理送走外宾后，转过身来，抬起微弯曲的右臂，微笑着向我们挥手致意，并亲切地说：“同志们辛苦了!”此时，我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迅速地向周总理敬了一个标准的举手礼，并立即上前做好搀扶总理下台阶的准备。谁知，站在总理边上的一个同志已搀扶上总理，我只好目送总理上车。

　　至此，我们的警卫任务算是圆满完成，敌人破坏阿什拉芙公主与我高层领导人见面的企图没有得逞。

　　中伊顺利建交

　　接下来的4月30日，巴列维国王的另一位妹妹法蒂玛公主又紧随其后访华，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仍然是我团执勤，情况与上次一样。不同的是，当我像上次一样站在总理驻车位旁再度准备搀扶总理上马路牙子日寸，早已等候在驻车位前边的两位从人民大会堂调来的女服务员接替了我的工作。

　　尽管当时中伊无外交关系，但两位公主都受到周总理热情隆重的款待，这两位公主成为中伊建交的最早探路者、中伊友好的使者。

　　1971年8月16日，中国与伊朗代表在伊斯兰堡举行建交谈判。当天，中伊发表建交公报，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并“在尽可能短的期间内任命大使”，伊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伊建交后，两国关系迅速升温，高层交往形成一个小高潮。1972年9月18日，伊朗法拉赫·巴列维王后在首相胡韦达陪同下应邀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几乎全程陪同王后和首相的在华活动。我团分别承担了警卫、路线、驻地等不同的执勤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