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汉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对比。
秦人起于西垂，历经数百年经营攻伐，一诸侯，并海内，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权，其威势不可不谓煊赫，功业不可不谓盛大。秦帝国建立后，国内反对的呼声不断，最终形成全国性的起义浪潮，仅仅十余年旋即倾覆，其崩溃不可不谓急剧，衰败不可不谓迅速。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朝。西汉在亡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历经高帝、惠帝、高后休养生息，文帝、景帝时人口繁盛，经济兴复，迎来了武帝时的盛世。此间虽遭七国之乱而国势不颓，后逢王莽篡汉而东汉又迅速复国，说明民众对汉政抱有期待，对汉治怀有感情，对汉家气象饱含向往。
何以秦亡之迅，汉兴之速?何以积数百年之秦，一亡而无人惋惜;何以立国仅二百年之汉，遭篡而能复起?历史以它的沉静酷烈，铺陈出了世人无法想象的风云跌宕。尽管后人提供了种种解释，均不如汉代的亲历者和亲闻者体会得直接明了。
从睡虎地秦简谈起
1975年，是秦史研究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在湖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简牍。其中包括大量的秦律摘抄与司法解释，使今人对史籍中反复陈说的酷急秦法有了直观的认识。
比如播种种子，秦简《仓律》规定稻、麻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麦子每亩用一斗，黍子、小豆每亩用三分之二斗，大豆每亩用半斗;比如商品交易，《金布律》规定市肆中的商家和官家府库的吏员，不能拒收自己不喜欢的货币;比如制作器物，《工律》规定官营手工业凡制作同一种器物，大小长短和宽度都要相同，等等。
上述律条显示，秦法对日常生活的基本方面都有具体规定，只能称得上细琐，还算不上酷烈。特别是其中维护货币流通和手工业标准化的理念，以现代眼光看反倒很有价值。而且睡虎地出土的《封诊式》还体现出秦国有完善的侦查、询问、审判、复核制度，保证法律执行实现程序正义。更重要的是，秦法将有功者赏、有过者罚的理念具体化，为国家运转提供了准绳。
秦法中真正严苛的部分是量刑标准过重和执行缺乏弹性。
如果五人一同盗窃，赃物价值超过一钱，就要断去左足，并黥为城旦(政府的劳作刑徒)。又如，如果丈夫盗窃，妻与子无论知情与否，都要受到相应处罚。秦法还鼓励实名告发，甚至父亲告子不孝，政府都可以将子杀死或流放。
秦国为了实现有效管理，依赖熟悉文书的吏员处理行政事务。这批人，人们往往称为“文法吏”，若不客气地说，也叫作“刀笔吏”。规定明确、名目详尽的法条自然可以成为维持国家行政运作的有效标准，却也可以成为文法吏操弄权术、颠倒黑白的护符。
秦法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魏国法律，可以说秦法是战国变法运动形成的法制化结果的集中体现。不过秦法执行取得的成果，却远超其他各国，甚至令提倡法治的战国思想家荀子感到惊愕。他观察到，同时受到庆赏激励和刑罚压迫的秦人，表现出惊人的组织能力和战斗力，远非齐国、魏国等传统强国所能匹敌。
当国家追求效率甚于公平，期盼集权甚于安宁时，执行、解释法律也就缺乏弹性。这时越细致、越精确的法律，对民众的限制和压迫反而越强烈。
《汉书》批评秦始皇“专任刑罚，躬操文墨”，造成了“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残酷局面。
汉代学者陆贾，将秦亡归结为“尚刑”。在陆贾为汉高祖拟定的治国方略《新语》中，经常可见对秦“尚刑”而亡的描述。如“秦二世尚刑而亡”(《道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辅政》);“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无为》)。新造之汉承秦之制，也继承了秦国的法律体系和执法严苛的文法吏传统。不过，秦尚刑而亡的教训就摆在汉初君臣眼前。即便限于情势，无法对整个法律体系作出改动，汉初君臣也开始尝试思考，如何在法律执行和行政风格上作出改变。
在汉惠帝和吕后执政时期，废除了部分秦的苛法，还降低了量刑。此后汉文帝废除了肉刑，汉景帝进一步修改法律执行时的细则，使严苛法律体系的负面效果，逐渐降低。
使民无度与清静自正
秦之亡，还在于使民无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始兴造一系列帝国工程。他令蒙恬率三十万众北击匈奴，并筑长城;并在关中地区大修宫室，极尽奢华;还征发七十余万人修筑骊山陵园，耗时弥久。这些工程，都成为压在天下百姓，尤其是关东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
关东地区，即函谷关以东地区，是六国故地。这些区域距离秦国统治核心关中和秦国北境路途遥远。如果运输粮食从山东半岛出发到秦国北境，损耗可以达到“三十钟而致一石”的惊人程度。与此相伴的，是大量人口长期背井离乡。主父偃批评秦始皇征伐匈奴“暴兵露师十有余年”而“死者不可胜数”，代价很大，收效甚微。国内矛盾尖锐，出现“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的悲惨局面。
民意可以在短期被忽视，民力更何妨被一度滥用。只要民众的愤怒积聚，终究会宣泄、喷薄。此前的隐忍与等待，都好似海啸来临前的退潮般平静。
看吧，奋六世之余烈的始皇功业被出身瓮牖绳枢的陈涉踏在脚下，千里金城竟然抵挡不住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平民百姓，子孙帝王的万世之业匆匆二世便草草收场，空留下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承秦末乱局而起的汉家君臣，确实体会到了民众的伟力。他们不仅在治国理念上吸收了黄老之道，更在执行上，期待通过无为而治使民自定。
汉惠帝时修筑长安城的工程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汉惠帝三年、五年时都曾征发长安周边六百里内百姓修筑长安城，但这两次征发既避开了农忙时节，又都以三十天为限，并没有给民众带来太多负担。
为了避免“事逾烦而天下逾乱”的情形再次出现，汉初君臣反复提醒自己与民休息。曹参为相，建议汉惠帝垂拱无为，自己守职而已。汉文帝更是推崇“长者”风气，导民从善。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倡导黄老无为而治的官员。甚至到汉武帝初的大儒生申公，也能说出“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的警句，足见黄老风气在汉初之盛。
正是由于亡秦之弊的教训，“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新语·辅政》)得以深入人心，“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淮南子·主术》)的理念在汉初才得以践行。
庸主假设的历史反思
汉代的学者对秦亡的历史情状，还提出了假设。
贾谊在《过秦论》中假设秦二世有庸主的才能，做到任忠贤，君臣一心改正秦始皇的过失，减少刑罚杀戮，停止搜刮百姓财富并减少赋税，让百姓得以休息。或许能实现“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按乐其处，唯恐有变”的局面。
司马迁也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假设，如果秦二世的接班人子婴有中主之才，另得中佐——即中等才智之士辅佐，也或许能守住函谷关以内的秦国故地吧。
东汉的班固则是另一种看法。他以为，秦失德义，衰微而成土崩瓦解之势，即便有周公旦这样的贤人，也不能力挽狂澜。秦之灭亡，根本不是换一个君主换一批辅臣就能扭转的。
贾谊与司马迁距离秦亡不远，之所以要假设秦得“庸主”与“中佐”，是要突出政策转变的巨大能量。在他们看来，如果秦能改弦更张，即便统治水平不那么高明，还是能缓和社会矛盾的。这种论调，与其说是在评秦，不如说是在论汉。意即汉朝只要能够改秦之非，出身布衣的帝王将相也能够将国家治理好。
班固距离秦亡已经久远了，他对秦亡的观察更为冷静。否定庸主假设，意在提醒今日的君主，不要等到国事败坏到极点了才想着改变。与其抱着这样的假想，不如脚踏实地作些调整。
贾谊、司马迁和班固针对秦亡局面的假设，虽因时代不同而观点对立，但他们的着眼点却都是在当代。庸主假设的前提是秦能够改变尚刑劳民的政治路线，否则继续维持秦的统治就是句空话。无论是否赞成庸主假设，否定此前秦的统治是学者们的共识。
进一步讲，汉朝学者争论的本质都是总结历史教训，而且他们对这一教训的内容应该也形成了共识。
正是亡秦教训触目惊心，汉朝君臣才能哀之鉴之。而当他们有所遗忘时，又将演绎出新的历史情状，给后来者提供深沉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