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王莽“新政”破产、社会动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顺应“百姓思汉”的时代潮流，与家兄刘縯在舂陵起兵，逐鹿中原，终结新莽，夷灭群雄，重建汉朝，继而“收拾旧山河”，整顿、改革前朝弊政，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文化，使东汉呈现文化复兴的局面。
“以柔道理天下”“泛爱容众”，善于争取人心，凝聚众意
刘秀能够芟夷群雄，成为逐鹿中原斗争中笑到最后的胜利者，并在平定天下后及时完成政治的成功转型，使得东汉王朝迅速崛起，原因当然很多，包括时代的际遇、民心的向背、方略的高明、措施的适宜，这些早已有人进行过总结，然而，笔者以为有一个因素更不能忽视，这就是刘秀的雅量与睿智，这既是他道德的境界、人格的魅力，更是他制胜的源泉、成功的秘诀。
凡是读过《道德经》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其中的“柔弱胜刚强”、以退为进的论述，这是许多人推崇备至的“君王南面之术”，刘秀对其精髓的理解和把握可谓入木三分。史称其：“(生)性谨厚”，这样的个性特征，决定了刘秀统治上的根本特点是“以柔道理天下”“泛爱容众”，善于争取人心，凝聚众意。这就是他本人表白的：“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这一点即便是雄才大略如汉武帝、唐太宗之辈，也难以望其项背。
投资不能马上显现经济效益的文化教育事业，开设太学，搜集图书，延聘博士课授生徒
正是因为刘秀有过人的雅量，所以他在待人接物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宽容与仁慈。对士人的尊重厚遇就是这方面显著的标志。自从孔老夫子提倡士人“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来，中国的士人即以中华文化传统的承荷者自负，喜欢以社会良知的体现者清议政治、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汲汲于治学问道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这在封建家天下的时代里，很容易招致统治者的猜忌和厌憎。若碰到稍为开明的统治者，是我行我素，不去理会士人的聒噪;一旦遇上昏庸、暴虐的独夫民贼，则大事不妙，免不得蹲大狱、掉脑袋。汉末的党锢之祸，南宋的“伪学”风波，明末的东林党之禁，以及历朝历代的文字狱等，就是例子。由此可见，如何妥善处理与广大士人的关系，笼络和争取他们为己所用，使得他们能够放下身段，半推半就挪移到前台替自己帮闲，乃至帮忙，乃是考验统治者有无雅量有无智慧的重要标志之一。
刘秀对士人的微妙心态与深层次意愿洞若观火，体察入微。他不仅舍得花费大钱投资不能马上显现经济效益的文化教育事业，开设太学，搜集图书，延聘博士课授生徒，自己也身体力行，投戈讲艺，息马论道，认真读书学习。他十分重视知识分子，敬贤尊才，达到了“求之若不及，相望于岩中”的地步。南阳宛城人卓茂，是当时著名的儒生，精通《诗》《书》《历法》等，待人宽厚，深受众人敬仰。刘秀刚刚坐上皇帝的宝座，就把当时已七十有余的通儒硕学卓茂请到朝廷，亲自接见，任为太傅，封褒德侯，赐予食邑二千户。不久卓茂老死，刘秀素服车驾，为卓茂送葬。刘秀用这么高的礼遇规格优待这样一位老读书人，目的很清楚，就是希望通过此向普天下民众显示自己对读书人的重视态度，为百废待兴的建设事业奠定基础。事实证明，刘秀的这个优雅姿态产生了重大影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大批读书人，包括当时一些十分著名的宿学大儒，如宣秉、杜林、张湛、王良、范升、陈元、郑兴、卫宏、刘昆等，感觉到刘秀真的爱贤若渴，尊儒真诚，遂认定刘秀是可以完全信赖的“中兴之主”，纷纷归附了刘秀，成为东汉文化复兴的重要角色。
真正做到《图天下策》所主张的“延揽英雄，务悦民心”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读书人都热衷于出仕博取功名的，任何时代都有一些士人乐意隐逸山林以示自己的清高，这在东汉初年也不例外。刘秀很能理解他们的志趣，以惊人的雅量宽待这些士人。太学生出身的周党，学问渊博，名高一时，刘秀称帝后即慕名而辟征他出仕为官，可周党就是死活不干。后来不得已，就穿着短布单衣，用树皮包着头去见朝廷大员，刘秀却亲自召见了他。按礼节，士人被尊贵者召见，必须自报姓名，否则便是不尊重对方。周党见了刘秀，不通报姓名，只说自己的志趣就是不愿做官，刘秀也没有强迫他。博士范升上书，说周党在皇帝面前骄悍无礼，却获得了清高的名声，应治“大不敬”罪。刘秀坚决不同意，特地下诏说：“从古以来，即使明王圣主出世，也会有不宾之士……人各有志，何必强求。”于是赏赐周党绢帛四十匹，让他带着家小回老家隐居。
严光是刘秀的老同学，当年求学长安京师时，两人朝夕过从，情同手足。刘秀登上九五之尊后，曾多次礼聘他出仕为官，担任谏议大夫的要职，可是不管刘秀怎样好吃好住款待他，他就是不愿意干，整个儿“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潇洒做派。刘秀无可奈何，只好放这位性情怪僻、行事怪异的老同学离开洛阳回富春江畔垂钓，潇洒自在了却余生。东汉初年，这种“义不与帝王为友”的读书人还有牛牢、王霸、逄萌、井丹等多人，刘秀尊重他们的意愿，都不曾以帝王的权势去跟他们为难。
正是由于刘秀具有宽广的雅量，来者不拒，去者不究，所以争取到更多的士人为他效劳，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秀真正做到了其股肱邓禹在《图天下策》中所主张的“延揽英雄，务悦民心”。这不仅仅体现在他治国统军上的杰出英明，也反映为他道德修养上的卓尔不群，从而成为后代统治者的一面镜子。可惜的是，历史上的统治者绝大多数都不乐意照这面镜子，这也正是中国数千年中“治世”少而“乱世”多，上演的悲剧众而喜剧寡的原因之所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延伸阅读
太学：东汉儒学教化的集散地
东汉初期“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设庠序”，标志着东汉政权对强调“德治王政”的认同，更象征东汉对礼乐教化的重视。建武五年“初起太学”，立五经十四博士制度，作为太学教化的师资力量。又置博士祭酒一人统领十四博士，使太学进而成为一个有校舍有组织领导的机构，以此为基地加强儒家伦理道德教化。太学成为对东汉文化精英进行儒学教化的集散地。
此外，东汉还鼓励民间私学发展。许多名儒开办私人教育，如精通《欧阳尚书》的牟长在河内办学，“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私学教化与官学教育相结合，使民众接受儒家伦理道德教化，扩大了儒家伦理道德教化的影响。班固在《两都赋》中有“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颂美之词，可见当时地方学校之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