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和选择权利，这是党对农村改革根本经验的集中概括。

　　这个概括看似平常，却有深刻的历史内涵。改革前和改革以来相当一段时间，政策上、理论上并不强调尊重农民，而是强调教育农民、改造农民，因为农民是小生产，“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那时政策的立足点，是要防止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时时注意“割”农民身上的“资本主义尾巴”。

　　这个概括看似轻松，说起来没有人反对，但是做起来很难，要体现在基层实际工作中更难。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基层工作出现麻烦的时候，官员往往不愿意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和选择权利，而是更倾向于改造农民。

　　这个概括来之不易，是改革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改革过程中反面教训的正面表述。改革的推进是农民的抗争行为不断得到肯定的过程，是政策不断向农民让步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表现在家庭承包制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在随后一系列重大农村政策的突破过程中。

　　改革的理论并不高深，不仅不高深，而且往往简单朴素，从常识出发，立足于生活现实。核心就是尊重农民选择权利，依靠基层突破。实现乡村振兴，最重要的不是解读文件，而是解读农民，顺应农民。

　　二

　　考究农村改革开端，不能说是从文件开始。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次会议正式议程主要是农业问题，通过了两个农业文件，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者规定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制度框架，后者制定了加快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文件强调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尊重农民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体现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的精神。但是，文件并没有提出改革人民公社体制，而且，还强调要坚持人民公社体制。

　　人民公社体制形成于1958年， 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已经实行了二十年。公社制度建立时，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的基本体现，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形式。但中国农村长期不得温饱，甚至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凄惨景象， 核心症结正是人民公社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仍然认为人民公社体制适应中国农村，通过了新的《人民公社条例》。按照高层设想，这个《条例》起码要管二十年。

　　从具体政策内容来看，为了巩固人民公社体制，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文件指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万里在华东组发言建议删掉“不许包产到户”并提交了书面材料。一年后的四中全会上，万里继续提意见，但是，四中全会文件仍然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实际上，恰恰是“包产到户”，特别是被指责为“分田单干”的“包干到户”，给人民公社体制致命一击，终结了人民公社二十年的命运，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奠基石。直到1980年9月中央75号文件，仍然坚持认为人民公社制度适合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

　　从文件传达效果来看，广大农民对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让生产队有较多自主权等政策精神多有赞赏，但是对“不许包产到户”政策规定相当反感。1979年春天，安徽省委派出工作队到肥西县宣讲中央文件，一些农民气愤地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了两个不许干。还像过去捆在一起，还得逃荒要饭”。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在改革启动阶段的作用，一定要进行具体的历史考察，而不是笼统地、简单化地做出结论。

　　三

　　农村改革从农民抵抗开始，是从农民与基层干部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协同抵抗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安徽肥西县小井庄和凤阳县小岗村是政策突破的典型代表。因为是农民自发而普遍的抵抗，在这些著名典型之外，改革先驱者仍然有不少。

　　小岗村被称为“包干到户” 第一村。包干到户对于人民公社更具有制度冲击力和革命性，但考察发生时间和政策扩散过程发现，小岗故事不仅发生比较晚，而且被政府获悉并从政策上认可倡导更晚。从进入政策议程而言，地方领导获悉小岗村故事的时间，县委是1979 年4月，地委是1979年9月，省委是1980年1月。在这个过程中，县委、地委、省委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理解、默认和支持，应该说，从1980 年1月24日万里到小岗这次表态算起，小岗才成为真正的改革典型。

　　小井庄称为“包产到户”第一村。与小岗村比较，小井庄主要特点是：其一，发生时间早，早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个月，更早于小岗村三四个月甚至半年。其二，发生于村民与基层领导的互动合作之间，经历了从区委、县委、省委逐级传递的政策确认和演进过程。基本脉络是：由安徽省委批准“借地种麦”引发，肥西县山南区委允许农民包产到户，然后省委工作组考察，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研究并同意试点，包产到户作为新政策正式推行。

　　1978年，安徽出现百年未遇特大旱灾。9月1日，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议，同意每户借三分耕地种麦。9月15日，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到蹲点的柿树岗公社黄花大队， 农民强烈要求，要想种上小麦，唯一办法是包产到户。9月16日，汤茂林与区委其他领导沟通后同意黄花大队要求。到19日，全大队1700多亩土地分了1420亩，占总数三分之二多。土地一旦分包到户，小麦、油菜等迅速播种完毕。11月5日，全区七个公社78个大队的2万多亩大麦和14万小麦也全部播种完毕。

　　1978年9月20日，柿树岗公社街东大队一位农民写匿名信给万里， 举报山南区包产到户是“刘少奇路线的翻版，曾希圣的阴魂不散，是资本主义复辟”。1979年2月1日， 根据万里指示，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带领12人到山南。干部群众对中央文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意见很大：“上边儿让我们解放思想，可是中央的思想还没有真正解放。一方面强调生产队自主权，另一方面却规定两个不许。我们要求包产到户，如果这个禁区不突破，农村就没有希望。”2月4 日，周曰礼回合肥向万里汇报。2月6日，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会议开了一天， 争论激烈。最后，万里说：“包产到户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都批怕了。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试验。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秋后总结。如果试验失败了， 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如果试验成功了当然更好。”当晚周曰礼返回山南， 传达了省委意见。四五天内，山南区六个公社包产到户。一个月后，肥西县4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万里看到农委的试点情况报告后说：“既然农民有这种要求， 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这个办法行不行，要让事实说话!作为农村，就是要让收成说话。”

　　与小岗包干到户农民秘而不宣不同，肥西山南区是万里亲自主持决策的包产到户试验点，万里前后去过两次，晚年还把家里部分办公家具赠送给小井庄包产到户纪念馆。1979年5月21日，万里第一次到山南，召集公社和大队干部、农民等十几人座谈。12月13日，万里第二次到山南，看到了包产到户试验成果。万里说：“看来，怕这怕那都是不必要的。”试验成功，坚定了万里的改革信心。此时，万里还不知道小岗村的事情。第二次来到山南二十天后，在省委农业工作会上，万里看到了凤阳县委关于小岗村的材料。又二十天，1980年1月24 日，万里来到了小岗村。

　　实际上，在全国一些地方，率先搞家庭承包的村庄不少。小岗村旁边就有，小井庄旁边也有，时间上都更早。甚至在山西，农业学大寨的大本营，长期推行极左的农村政策，也很早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在1978年初，山西省闻喜县南郭村19户社员偷偷地搞了包产到户，早于肥西山南包产到户约九个月，早于凤阳小岗包干到户至少十个月。县委书记张世贤问询后去调查考察，了解到当年成倍增长，便予以支持推广，拍着胸脯说搞错了我负责。1979年初，闻喜877个生产队， 推广了南郭的做法。山西省委领导人大为恼火，把这个县委书记打发到党校学习去了。

　　由此可见，家庭承包制不是农民学文件的结果，而是农民基于生活理性的要求，也是一种不约而同的行为。这是农民首创精神的体现。政府领导的英明，不在于发明了家庭承包，而在于尊重了农民的选择，容忍了农民的伟大。对于万里等领导人来说，是因为容忍了农民的伟大，成就了自己的伟大。围绕包产到户问题高层发生争论时， 万里明确表示：“集体优越性和农民积极性如果相矛盾，我要农民的积极性，不要集体的优越性”“我不懂农业，对农业并无成见，我也不知道哪种责任制好。但是，我知道，要搞好农村，最重要的是，领会中国农民的智慧和创造性，尊重农民的选择权利。”

　　四

　　农村改革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农民，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如何对待理论，如何对待文件。在农村改革四十年之际，重温当年围绕如何对待农民，如何对待意识形态理论问题，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争论，对于深入理解改革根本经验非常有意义。

　　1980年上半年，是包产到户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2月和3月，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连续发表文章批评包产到户，不仅有地方干部的文章，也有中央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的文章。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在文章中指出：“既然已经包产到户，就和真正的集体分工协作前提下的责任制不一样了，只要领导稍微放松点，背后的经济力量就会促使它滑到单干的道路上去， 最后非冲破集体不可。”“我们要把希望放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上去，改变生产条件，实现机械化。如果扩大包产到户，就是背道而驰，搞不好还可能破坏公共财产。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营没有了，基本建设也不搞了， 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在安徽，1980年4月24日，接任万里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劲夫在地委书记会议上说：“包产到户，在穷的地方效果明显，但不能说成是灵丹妙药，可以说是治穷之一方。如果是灵丹妙药，那马克思就不灵了， 社会主义就不灵了。”“如果户比组、比队优越，那社会主义怎么干呢?”“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搞社会主义建设，走集体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的正确路线，搞单干，搞资本主义。我们要维护毛主席的旗帜。毛主席晚年有错误，但不能把他老人家正确的东西否定掉了，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走集体化的道路。”“现在，文风不正，有的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强词夺理，硬说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迟早有那么一天，要算他们的账!”

　　此后，围绕一些重大政策的争论仍然继续发生。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不准雇工”。但家庭承包后很快就出现了雇工问题。广东高要县陈志雄跨队承办鱼塘， 最多时雇长工5个，临时工2300多人。1981年5月，人民日报组织专题讨论。胡乔木见到后，写信给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并抄送胡耀邦、万里和国家农委：“此事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万里给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批示是：“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如何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陈套”。围绕雇工问题的争论持续数年，直到1984年末起草第四个中央一号文件时，仍有高层领导指示要对雇工进行限制，文件组内部讨论时难以落笔而不了了之。诸多重大政策问题争论贯穿了改革全过程，择其要者有，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等生产资料、长途贩运、非农经营、开办乡镇企业、进城务工、小城镇、农民工等等。农民每有重大举动，往往受到抨击批判。进入90年代后，改革遭到空前尖锐指责，如吴象《中国农村改革实录》所说：“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风源， 家庭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根源。那两年，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回顾这个历史进程，对理解改革之艰难非常重要。

　　1992年，万里曾结合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谈改革经验：“改革就是清‘左’除旧。”“‘左’的干扰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姓社还是姓资?这是阶级斗争为纲阴魂不散的反映， 是使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要害所在。改革开放是开创的、探索的事业，需要闯，需要摸索，需要试验。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常常会把许多并非社会主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加以固守;把许多并非资本主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一棍子打死;使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举措、新事物、新形态，在旧框框、旧模式中被扼杀而无法生长。”这是万里对中国改革政治与理论逻辑的精辟总结。

　　改革历程和经验显示，理论和政策研究往往滞后于基层实践。一些所谓理论权威往往自以为是， 往往按照既定理论去规制农民，对于农民首创精神缺乏认同或认同迟缓。但现实是，广大民众从来不是按照某种理论去生活。乡村振兴的要义应该是，立足乡村，面向农民，而不是立足文件，面向领导。不论是学者研究，还是基层实务， 都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