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时代的人们大抵都是看重人脉的。所谓“人脉”，就是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圈，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你遇了事，那些可能出手帮助你的人。曾国藩无疑也在乎这个。做京官时，他经常跟同乡、同年(同时中进士者)一起吃饭、喝酒、聊天，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外放成了湘军统帅、总督，每次进京办完事，对三江两湖(三江：江苏、江西、浙江;两湖：湖南、湖北)和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官员会一一致送别敬，从无怠慢。

　　不过，曾国藩有一点为当时许多人所不及，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有相当数量的“非人脉朋友”，他对这些官位不高、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朋友同样情深义重。

　　友情抵达了手足之情

　　陈岱云是曾国藩的同科进士，两人关系极好，过从甚密。道光二十三年六月，陈岱云得了重症，曾国藩非常着急。是月初一的日记里，他这样写：“晚饭后，去看岱云病，见其势甚沉重，为之惊惶忧惧者久之。”初二日，曾国藩在日记里又写道：“闻岱云昨夜下血甚多，病势甚重，即刻去看，见其面如纸色，手足冰冷，汗出不止，焦虑之至。”十三日，听说陈岱云“下血甚多”，曾国藩连忙派人去请吴竹如(吴廷栋)来诊病。怕陈岱云病情生变，又留吴竹如在城外住，自己忙到二更才回去。十四日，曾国藩不放心陈岱云的病情，整天围在他身边，晚上也住在他家，“观其险症，极惶急无计，一夜不寐。”曾国藩这个月记了二十一天的日记，每天都有看陈岱云的记载。朋友生病，曾国藩“惊惶忧惧者久之”“焦虑不止”甚至“一夜不寐”，请医生还考虑得那么细致，这种友情实际上已经抵达了手足之情的境界。

　　曾国藩有个好朋友，叫梅霖生，此君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得了重病，曾国藩几次请吴竹如为之诊病。然而，梅霖生的健康状况却一天不如一天，当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如此记载：“早起，岱云、树堂在此吃饭。饭后同走霖生处，病益增剧，无可为力矣!可叹!可惋!可惨!”梅霖生死后，曾国藩主持了整个丧事，他在给祖父的信中这样写：“同乡梅霖生病于五月中旬日日加重，十八日上床，二十五日子时仙逝。梅霖生身后一切事宜，系陈岱云、黎月乔与孙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赙仪五百两。吴甄甫夫子进就，赙赠百两。将来一概共可张罗千余金，计京中用费及灵柩回南途费不过用四百两，其余尚可周恤遗孤。”

　　朋友遭遇了不幸，曾国藩非常难过，假若朋友逝世了，其生前所托之事曾国藩没有办到，他更会从内心里生出深深的愧疚之心。孙芝房是翰林院侍读，素与曾国藩相厚。咸丰九年三月，他写信给曾国藩，“告病体垂危，托以身后之事，并请作其父墓志及刻所著诗十卷、《河防纪略》四卷、散文六卷;又请邵位西作墓志，亦自为手书别之”，请曾国藩转寄。随后，曾国藩接到另一个朋友的信，告知孙芝房已死。这年3月30日，曾国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感情色彩非常浓郁的话：“芝房于去岁六月面求作其父墓表，余已许之。十一月又寄近作古文一本，求余作序。余因循未及即为，而芝房遽归道山，负此良友，疚恨何极!芝房十三岁入县学，十六岁登乡举，廿六岁入翰林，少有神童之目，好学励品，同辈所钦。近岁家运极寒，其胞弟鳌洲、主事叔孚孝廉相继下世，又丧其长子，又丁母忧，又丧其妻，又丧其妾，皆在此十年之内。忧能伤人，遂以殒生。如此美才，天不假以年俾成大器，可悲可悯!”曾国藩当时的心绪是极其复杂的，一是觉得朋友托给自己的事时间也不短了，至今没有做好，以至让朋友抱憾而归，真是不应该;二是觉得朋友是“美才”，却家运不佳、现在又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惋惜。

　　这份近乎本能感情与其出身有关

　　曾国藩待朋友的这份近乎本能般的深厚感情，与其出身有关。曾国藩来自湖南双峰荷叶一个自耕农家庭，其祖父曾星冈身在田野，却希望子孙多读书，一生好以传统道德标准训导后代。曾国藩很多思想观念，比如做事要扎实、对长辈要敬重、对朋友要讲感情等，都源于其祖父的教诲。其二，真正以儒家标准要求自己的士大夫往往很讲究修身，而“诚”为修身之基。曾国藩愿意对朋友付出真心，不怕花时间，也不考虑是否吃亏，也是一个“诚”字起了作用。因为要“诚”，他在乎言行一致;因为要“诚”，他坚持有始有终做好人。

　　“非人脉交友”的本质是去功利去浮躁，即使是放到今天，它也依然闪烁着熠熠的人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