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是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他由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华丽转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始终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东瀛初识马克思主义。林伯渠接触马克思主义最早是在他第一次留学日本期间。日本在20世纪之初，正是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由他的老乡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在中国留学生中流传很广。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先后刊登过朱执信介绍马克思生平和学说的文章、《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和林伯渠好友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章，这些著作让林伯渠知道了马克思和他的主张。

　　挚友介绍马克思主义。1915年，李大钊等人在日本组织了反袁团体中华学会，林伯渠、易象、容伯挺等人也组织了反袁团体乙卯学会。林伯渠为了促成两个团体的合并，多次拜访李大钊、易象等人，1916年1月30日最终合并为神州学会，并推举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为干事，之后两人携手回国。正当林伯渠为了湖南的护法战争奔走四方，旧民主主义革命不断遭受挫折胜利遥远无期时，“约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林伯渠正是依靠这些零碎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消除疑虑，逐渐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真理。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余名党员之一。

　　兄长助学马克思主义。1921年林伯渠到广州任总统府参议，他的堂兄林修梅任总统府代理参军长，两人一同居住在广州六榕古寺附近的牛巷。在林修梅的帮助下，林伯渠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大量有关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当时在广州既有大量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文章，也有不少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介绍。林伯渠、林修梅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比较分析后一致认为：“无政府主义主张不要政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乃是不切中国实际的空谈;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辗转呻吟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官僚的压迫、剥削之下，目前尚缺乏组织，却蕴藏着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无视这种革命力量，主张先发展实业，慢谈社会革命，无非是为资本家效劳。”最后他们得出结论“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形最为适合”。林修梅为了帮助林伯渠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甚至打算资助林伯渠前往苏俄，“实地视察苏维埃实际设施，以备日后参考”。

　　斗争抉择马克思主义。如果说中国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提高政治觉悟开始的，那么，林伯渠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就不仅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而是同他多年的革命实践和艰辛阅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林伯渠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一次次的革命斗争换来却是一次次的失败挫折，林伯渠在这些痛苦经历中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念。他为国共第一次合作架设桥梁，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为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作出了贡献。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时，国民党右派分子掀起一股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共合作的逆流，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和中央常委的林伯渠与在广东的其他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同发电痛斥，并号召海内外全体党员同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在国民党二大上，尽管有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责难，在林伯渠等人的努力下，国民党二大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书面警告居正、石青阳、叶楚伧等人，训令戴季陶，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势力。

　　终生追随马克思主义。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后，林伯渠面临着关键选择。一边是经过20多年努力奋斗得来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另一边是获得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党籍，林伯渠作出正确选择，辞去了农民部长、中央财务委员、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等职，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党籍。如果说这次面临的是权与利的考验，那么大革命失败时面临的则是生与死抉择。在这严重的历史转折关头，林伯渠毅然抛弃了为之奋斗了20多年的国民党，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展示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色。当时林伯渠的好友兼亲戚程潜劝林伯渠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但林伯渠“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并且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

　　其后，林伯渠参加南昌起义、前往苏联留学、奔赴中央苏区、踏上漫漫长征路、参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政权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不管面对再大的困难与危险，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