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最宝贵的经验之一，就是尊重地方政府的首创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地方政府结合各自经济社会比较优势，全面解放思想，激发基层创新活力，在治理创新特别是激励相容机制设计方面探索出符合实践要求的创造性方案，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

　　改革进入深水区

　　需要地方政府发挥首创精神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发展面临两大难题：温饱问题、工业现代化问题。源于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这一土地制度的创新，一箭双雕，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中国人温饱的同时，也为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发展以及建立于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础上的产业结构的递进升级，提供了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中国人口红利自此喷薄而出，中国现代化的帷幕亦徐徐拉开。

　　与发展阶段特别是工业发展阶段相适应，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源比较优势，具体表现为劳动力的相对充裕,与之相对的则是资本的高度稀缺。因此，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导向型企业在沿海地区雨后春笋般出现。随着内地对招商引资的愈加重视，出台各项优惠政策，资本逐渐从沿海向内地流动，中国地域的广阔、区域发展的压差，自然形成“雁阵模式”。东部沿海地区作为领头雁，带动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引导产业从东向西、从沿海到内陆自发性梯度转移，中国经济的柔韧性日益增强，回旋余地更加广阔。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固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资源配置错位、治理模式单一、价值体系重塑、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结构失衡等等，都要求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目的在于实现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引导经济实现发展质量变革。于今回顾，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低成本劳动力所带来的红利效应凸显，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跳跃式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延宕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出台的财政货币政策,长期来看阻碍了市场的自然出清,使得旧有增长方式延续至今。一些发达地区所谓的“腾笼换鸟”，却是笼子换了，鸟也没来。

　　如今中国发展面临着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三大生产要素的瓶颈约束：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使得过往依靠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红利退去;实体经济转型不够导致高杠杆风险堆积;独生子女政策引致数十年来的国民高储蓄率，资本边际收益日下等等已是学界共识;资源过量开采引发生态环境触及底线，保护生态这一发展的“生命线”已是刻不容缓。当下的中国，以扭曲资源(自然资源、金融资源、人力资源)配置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由此而产生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日渐增强，已在政治和社会的层面阻滞了经济结构的自然演化和变迁。

　　中国幅员辽阔，省情地情差异很大，资源禀赋也有很大不同，特有的干部激励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每一个省份都是相对独立且相互竞争的经济体。经济学中的雁阵理论特别强调各经济体要依托自有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变迁。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关键取决于各地经济转型的效果。各地方经济体如何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首先要确定自身的资源禀赋如何，即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认清本地资源禀赋约束，探索本地要素禀赋结构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动态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潜在比较优势，据此寻找发展的途径。此时就需要地方政府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创新性突破。

　　新时代新要求

　　更需要鼓励地方治理创新

　　当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中美贸易争端导致的我国外部发展的严峻复杂形势确实对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挑战。各地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应对挑战，在加强硬件基础设施(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网、电信系统等)、软件基础设施(法治体系、社会资本、价值体系等)建设，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投资边际回报率的同时，更需要鼓励基层创新实践。

　　第一、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断提升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要求，这是在党的文件中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十九大之所以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因为只有完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才有实现的物质基础。而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就必须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

　　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们遵循着增量改革倒逼存量改革的路径。而眼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所触动的利益格局已不能单靠外围的刺激促使其自动调整。因为，改革者自身也需要改革了。简而言之，政府自身的改革，为适应中国经济转型之政府职能转变，已成为改革攻坚战的目标。政府自身改革，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要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壮士断腕的决心。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最重要衡量指标，就是在资源(劳动、土地、资本)的配置中市场是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下政府自身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最大程度最大范围退出对经济资源的直接配置，把主要精力放在市场环境的法治化建设上。

　　第二、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推动地方改革向纵深处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贯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科学发展的指挥棒，也是地方治理创新的指挥棒。对地方政府来讲，创新更关乎体制机制创新，协调更侧重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协调，绿色则是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开放更加注重包容性发展，共享则要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到实处。

　　第三、地方治理创新要注重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协调制度，以制度变迁激活创新，释放新增量。区域发展差距较大是我国的国情，这就需要地方在落实中央决策中充分考虑本地实际，落实中央决策决不能打折扣，但执行政策的路径和方法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就近两年部分地方发展竞争情况来看，无论是抢人还是抢项目等各种“大战”，似乎只趋于做存量的打算。因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短期内总量是固定的，只在存量上做文章，势必会出现我所得即你所失的局面。怎么办?必须在增量上做文章。

　　增量来源于哪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惊人绩效告诉我们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制度变迁可以激活创新，释放新增量。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中央已出台多项举措，激励地方创新，鼓励干部担当，无论是容错纠错机制，还是激励干部作为，目的都在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而治理创新的根本指向，就在于让市场主体，让广大人民不断提升其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进入新时代需要新作为,迎接新挑战需要新思维。地方治理创新是新时代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的重要保障，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支撑，固当以时不我待之紧迫感，加快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