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司法文明的重要内容，诉讼法律文明对于中华法系基本精神的生成、塑造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司法实践与律令规则之间的冲突与磨合，是古今诉讼实践普遍存在的重大问题。中国传统诉讼法律文明由诉讼制度、诉讼惯例、诉讼观念三项基本元素构成，制度、惯例、观念之间的良性互动，构建了中国传统诉讼规则的基本格局，且薪火相传，历代承袭，足以彰显中华法系内涵的多元特质，也足以凸显中国传统法律文明的法脉传承。

　　隋唐时期最终形成的中华法系广泛辐射日本、朝鲜、越南、琉球和丝路诸国，曾长期引领世界文明进步的走向，为人类社会秩序构建和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唐律成为中国文化战略输出的成功范例，对于这一阶段诉讼规则的研究，是我们观察传统法律文明整体架构与精神风貌的重要路径。唐代诉讼文明承载并彰显了中华法系文化的精神内核，其法律文明包含三项精神维度，即德本刑用、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

　　德本刑用。德本刑用是唐朝的法制指导思想，出自文献《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即德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刑罚是辅助手段，二者均不可缺少，要德刑相济、礼法并用。德本刑用思想成为立法的重要依据。唐代以礼为内容、以法为形式、融礼法为一体、相互为用的思想，有力地稳固了唐代的封建统治，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德”为中国传统诉讼的基本理论基础，它具有调整人际关系、规范行为举止、明辨是非曲直等重要作用。德主刑辅在古代社会的意义在于为法之善恶提供了判断的标准，即以儒家之“德”中所体现的社会善恶观、道德价值观来评判现实法的善恶。唐律以罪与罚为主体内容，但整体看来，多处透出德音仁爱。这样的社会治理思路与今天的法治建设也有相通之处，即以道德培育为基础，在道德教育中增加法治内涵，通过道德教育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

　　一准乎礼。在中国古代，“礼”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和谐相处的伦理规范，为唐律之精神内涵。唐律编纂以礼为原则，设定诸多调整礼的规范。将礼的要求与国家强制性的法律结合到一起，按照礼制要求书写律例，礼之所许，律亦不禁;礼之所禁，律亦不容。“礼”因人情而设，因此相关法条就体现出浓厚的情理意蕴。这一点在《唐律疏议》得以充分彰显：论及律令深意及依据，往往通过引用《礼记》《周礼》《孝经》加以论证，比如，“十恶”当中的不睦、不孝等，“八议”制度引自《周礼》中的“八辟”，“亲亲相为隐”的法律原则及相关制度，能反映出唐代刑事诉讼过程中“亲亲”“尊尊”伦理的实质等。在司法实践中，唐代定罪以礼为依据，量刑以礼为标准。

　　得古今之平。“出入得古今之平”是对《唐律》立法技术做出的基本评价，“出入”是指刑罚适用，“平”是指唐律所规定的刑制，与历代律典相比较，均属平缓，不轻不重，适得其中，惩恶而无暴戾之气，罚过而心向仁善。唐律所定的刑制，就法定刑而言，是一罪一刑，不采取一罪数刑的办法，对加刑作了严格限制，规定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司法实践中，要求恪守“刑罚世轻世重”“以五声听狱讼”“疑罪惟赦”等基本原则，对过失犯罪多予减刑，过失杀伤可以纳铜赎罪;对待自首行为，“自首者，原其罪”，除特别犯罪外，自首皆可免刑;对刑讯也规定了具体制度:“刑讯必须使用符合标准规格的常行杖”，“拷囚不得超过3次，每次应间隔20天，总数不得超过200百，杖罪以下不得超过所犯之数”;对老幼残疾给予特殊照顾，可不戴刑具，甚至可以不服劳役;犯罪人家无成丁而有双亲需要奉养，死罪可暂缓行刑，存留养亲;还废除了断趾等手段残酷的肉刑。

　　以上三者的有机结合，在唐代诉讼实践中多有体现，并世代传承，孕育出传统中国德法相辅、礼法并用的治国理念，生成德政、中正、慎恤等司法原则，代表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命脉，并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与血脉精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