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苦奋 为官廉俭
范仲淹两岁丧父，孤儿寡母生活难以为继，其母只好改嫁朱氏。幼年的范仲淹就备尝人生的艰辛，但因此也磨炼了他的意志。他穷则愈奋，发奋苦读，终于叩开科考之门，后又去应天书院苦读4年，每日三餐以凝粥为食，但学问却勇猛精进，为日后成为千古名臣砥励了品格，打下了学识根基。
如果说范仲淹童年、少年备尝艰辛实属人生无奈，但他登第出仕后仍过着清苦的生活，则是儒家士人修身的自觉。纵观范仲淹从政生涯，其廉洁崇高、敢于担当，可谓行为世范、高山仰止。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科举登第后步入仕途。最初在安徽的广德县任司理参军，即相当于现今的县法院审判员。他为人耿介，常抱着案卷与郡守进行辩论，且将争论的内容记录在板壁上，以至他离任时，板壁已再写不下字了。司理参军之职只是最底层的公务员，薪酬微薄，其时范仲淹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匹马，因囊中羞涩，以至他回家接母奉养不得不卖掉此马以换取盘缠，而徒步回到故里。
范仲淹以廉俭治家甚严，要求子孙秉持简约家风，其“子孙皆守其家法”。史载，范仲淹母亲在时家里还很贫穷，其后虽然出仕发达了，但他廉俭之风不变，若家里没来客人，餐桌上很少见肉，妻子儿女的日常用度仅能维持即可。俗话说，家严出孝子。范仲淹严谨的家风涵养了范家子孙的节操，范家后人亦多以忠孝处世。
范仲淹曾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表露心迹：本人虽然官小禄微，但一年的俸禄也有三十万钱，百姓耕田一亩方收获一斛，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钱。按此推算，则农民耕田千亩才有三十万的收入。如果遇上收成不好的年份，那么本人的俸禄用度相当于百姓耕种二千亩的收成。耕种二千亩田地，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凝结了农民多少血汗。若本人还不为国为民尽心尽力，饱食终日，那就成了“天之螟”“民之螣”了。范仲淹对天地及黎民常怀敬畏之心，知廉知耻之心可昭日月，殊为难得。
范仲淹晚年任杭州知州，其时许多朝中退休官员以及文人高士在西京洛阳筑宅安家，颐养天年。他在杭州的弟子们亦劝其到洛阳建宅安家，以娱天年，但他皆一一谢绝。据《言行录》载，范仲淹入仕凡38年，官居参知政事(副宰相)，一直保持廉俭之风，未增加一名仆役。
先忧后乐 敢于担当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表现了范仲淹为官从政的强烈担当意识。
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于泰州西任溪盐官，此地濒临大海，常有海潮淹没田地之灾。范仲淹致信知州张伦，建议修筑坝堰以防海潮，张伦阅信欣慰——不想部属中有如此关心地方建设的人才，欣然采纳范仲淹之议，并调任他任知县，负责筑坝修堰事宜。范仲淹受命不敢懈怠，迅速组织民力物力筑修捍海堰，结果消除了海潮之患，使大量土地成为肥田沃土，受益百姓甚众。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由睦州调任苏州，他新任职时，适逢洪水泛滥，庄稼颗粒无收。范仲淹一边开仓赈灾，救济难民，一边迅速组织人力疏通河道，兴修水利，以彻底根除水患。在他的精心治理下，苏州遂成鱼米之乡、人寿年丰之地。无论范仲淹到什么地方任职，他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培养人才。关注民生疾苦、为民办实事，成为他从政生涯的鲜明特色。
如果说一位官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政绩，那是并不难的事，在官场上最难的事，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犯有严重不正之风而去犯颜直谏。因为前者不仅没有政治风险而且还会得好的名声，后者则有直接的风险后果。但范仲淹不顾官场险恶，曾三次犯颜直谏，因而三次遭受贬谪。
天圣七年(1029年)，皇帝欲率百官为刘太后祝寿，面对如此有违国体的行为，不少大臣私下颇有微词，但没人能站出来劝谏。秉性正直的范仲淹挺身而出，他直接上疏到刘太后那里，并指出皇帝“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理”，意谓皇帝孝敬太后可以在内宫率宗族行孝亲之礼，但若率百官在朝堂之上行礼，则有损国体皇威。范仲淹还在上疏中要求太后还政于仁宗。范仲淹此举，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结果，刘太后盛怒之下，将范仲淹逐出京师，发配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任通判。范仲淹此举，就连举荐他在京任职的晏殊也不理解，责之有沽名钓誉之嫌，行为有失轻率。范仲淹不便顶撞恩师，回了一封言辞委婉的信诉说原由：如果身为命官眼见朝廷犯错都不敢劝谏，就对不起那份俸禄，也对不起江山社稷;如果大家都放任不正之风，则国何以为堪?表明自己不愿做明哲保身的太平官。即使范仲淹被外放边远江湖，他仍然时不时上疏朝廷提出自己的一些利国利民的政见，由此可见其拳拳的报国之心。
不久，刘太后去世，范仲淹以其正直的名声获得朝野尊重，很快被皇上召回任专门规谏朝政的右司谏。其时宫中发生了因后妃争宠而导致郭后误伤帝颈事件，仁宗恼怒，加之权相吕夷简进谗，便决定废后。范仲淹认为，郭后并无过错，皇上宠爱的妃子人品还不如郭后，废后不仅有违朝廷先例，更担心由此引起朝纲混乱，于是范仲淹上疏阻止仁宗废后。其结果是触怒龙颜的范仲淹被外放睦州(今浙江桐庐)任知州。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再次回调京师，任礼部员外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对朝廷选人用人相当关注，当时权相吕夷简用人严重失当，吕怕生性耿直的范仲淹弹劾自己，便使计将其调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以繁重的公务转移其视线。而范仲淹不但将开封府治理得井然有序，而且抽空将吕夷简用人不当以百官图的形式供皇帝预览。恼羞成怒的吕夷简则先下手为强，告范仲淹越职议事、挑拨帝相关系，并结朋党。这时朝中许多正直的大臣起来声援范仲淹，却正好中了吕夷简污其“结党”的圈套。皇帝有失贤明，而吕夷简生性奸滑，这样，范仲淹被第三次外调京师，去饶州任知州(今江西波阳)，一年后又调润州任知州(今江苏镇江)，后又去越州(今浙江绍兴)赴任。但范仲淹每到一地，不是兴农桑，便是修水利，或办学校树人才，丝毫不见其处江湖之远的抱怨情绪。
救国危难 治军有方
范仲淹敢于担当的精神不特表现在每到一地为官做出斐然政绩，面对不正之风哪怕是当朝太后、皇上、宰相之不正敢于斗争。更殊为难得的是，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存亡之秋，他敢于挺身而出，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北宋真宗时期，盘踞在甘肃、宁夏一带的西夏国常威胁北宋边庭，当时西北边境吃紧，陕西安抚使韩琦向朝廷请求调范仲淹协助防敌，范仲淹遂由越州调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范仲淹来到陕西，经实地探察，认为西夏乃游牧民族为主，强于行动之迅捷，而我方的御敌之策应采取以静制动的方略。但韩琦不以为然，决意以五路进讨，结果损兵折将，也由此证明范仲淹军事韬略的高明。
这时朝廷恢复了范仲淹天章阁待制的官阶，范仲淹同时担任永兴军兼延州(今延安)知州。范仲淹整军经武，裁汰老弱，起用能者，甚至大胆起用曾犯过错误但有能力的人。他认为现在边庭局势紧张，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如果“有过”而弃之不用，则“有过”之人便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正所谓“兽穷则变，人穷则诈”。陕西在范仲淹、韩琦的苦心经营下，尚武之风兴起，武备充分，西夏统治者慑于范仲淹威名，数年不敢轻举妄动。
往事已千年，但范仲淹一身正气、清正廉明及敢于担当的儒家知识分子风范，对我们今天的从政者如何做一个公道正派的好干部，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