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智库在我国很“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国智库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智库建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智库建设并非朝夕之功，需要多年的努力和不懈的坚守。纵观智库世界，一家智库的成长，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建设、磨合、积累。如果急功近利，反而会事与愿违。

　　智库建设要健康行进、可持续发展，需要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智库的功能定位。

　　智库的核心功能是生产政策思想、提供政策方案。为此，智库必须要发现问题并开展切实研究，提出自己独特的分析、判断和相应的解决办法。与政府部门每天需面对大量的具体问题不同，智库处于相对超脱的位置，能致力于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提出方案。智库至少可在如下两个方面发挥作用，补充政府部门可能存在的欠缺——

　　想政府之所未想。即想在前头，前瞻性地思考问题。这一功能要求智库人员敏锐地把握趋势性新发展，开展评估和分析，提请政府和社会予以注意和重视。若干年前，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都敏锐地抓住了酝酿中、兴起中的趋势，人们记忆犹新。现今杰里米·里夫金撰写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如此，引起广泛重视。这样的研究工作不属于政府的职能，因此不大可能产生于政府部门，而一般产生于智库。这种前瞻性的研究工作需要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较为充裕的时间，智库正适于从事这样的工作。简言之，政府还没想到的，智库先想到了;政府尚未估计到的可能性，智库估计到了。这正是智库的一项重要功能。

　　事后的评估。一项政策执行后，可能有成功的，也有不怎么成功的，这就有必要进行事后的评估。这是发现问题的一种方式，从而使未来的公共政策更切合社会的需要。政府也进行工作总结，但一般以积极评价居多。智库进行的事后评估，并不一定是非积极评价，而是要进行准确的评价。智库的身份相对超脱，更适于开展这样的工作。

　　世界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在多年发展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比如，对某一个问题的可能发展加以充分评估并列出全部可能性，并针对每一种可能性预先拟议应对之策，从而使政策制定者对各种可能性都有所准备，一旦事情发生，便能从容应对。对于中国智库来说，这是可资借鉴的经验。

　　要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政策思想，智库研究人员的思想必须足够解放。

　　解放思想是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得出的重要经验。改革开放推进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近4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农村改革、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发开放、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等，无不是如此。

　　思想解放的反面是思想不解放。对一家智库来说，思想不解放可能是致命的。这是因为，智库的核心功能就是出思想，尤其是建设性的思想。智库的要义就在于通过自己的研究独立地提出分析和判断，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为决策者做决定提供思想和政策选项。所谓“外脑”，此之谓也。智库所做的工作应是政策制定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智库中，不排除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智库人士试图揣摩上级领导想听到什么，然后再撰写内参和报告。若如此，就失去了智库存在的意义。智库作为这样的供给方也不是好的供给方，因为由智库输出到政策过程中的产品，其价值在于独一无二性。当不同的智库就同一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思想或方案后，决策就有可能避免错误，原因在于，集中各方智慧的不同方案估计到了多种可能性。只有一种声音、一种看法，没有了不同方案的比较，就没有了在不同分析间权衡拿捏并作出抉择的机会，出错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有违当初智库建立的“初心”，即通过开展独立自主的研究就有关公共政策问题提出真知灼见。

　　于是，结论也便得出：智库要健康地发展成长，需要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智库能够在较为宽松的氛围中，独立自主地在相关领域开展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意见和方案。就党委政府而言，只要一家智库是出于服务国家的善意并具备相应能力，就可予以足够的信任，放手让其开展工作。就智库而言，应该始终不忘初心，牢记本职，提出具有闪光思想的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