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的学者池田大作先生曾写过一本书《我的人学》，他在中文版序言中指出：“中国——她是‘人学’的宝库。”并特别提到司马迁的《史记》正是“人学”宝库的重要代表。“人学”是致力于人的探索，而《史记》作为开创纪传体的中国第一部正史，以人为主体，为后世正史树立了标杆，指明了方向。

　　《史记》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3000年的历史。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由五体构成，包括《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130篇，52万余字。《史记》所述历史内容表现的社会结构，以人为主体，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史上，是首次体现历史是“人”的社会活动的发展史。《史记》全书，记载了4000多位人物，立传人物100多位，五体中记载人物篇目达112篇。其中有帝王将相的传、哲人的传、滑稽的传、游侠的传、货殖的传等等，囊括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充分展示了社会的全貌，是留给后世以资借鉴的“人学”宝库。

　　众所周知，司马迁作《史记》是直接效法孔子，是以《春秋》为学习榜样的。但是孔子作为春秋时期人，他所作的《春秋》是编年体的史书，是以记事为主，孔子本人也宣称自己是述而不作的，而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以人为主体，这是为什么呢?这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说起。

　　春秋时期，虽然面临礼崩乐坏的诸侯混战局面，但是社会主导者还是贵族阶层，而作为平民百姓是难以彪炳史册的。而孔子也只是“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这是孔子述而不作的社会背景。

　　经过秦末社会大变革后，西汉政治开创了布衣将相之局，刘邦和许多开国功臣都是出身低微的农民。刘邦父兄都是种地的农民，周勃是吹鼓手，樊哙是狗屠，萧何是刀笔吏，韩信是无业青年，黥布是囚犯，这样一群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人登上了治国舞台。民众看到了自身的力量，原来人世间的一切是由人创造的。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正是西汉达到鼎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开疆辟土，励精图治，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于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整个国家不论血统贵贱，资历深浅，门第高低，一律唯才是举。人们的潜能被挖掘出来，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可谓“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天下人才如锥处囊中，脱颖而出。在这样一个个人意志高扬的时代，任何人的力量都不可轻视，任何一个人都有资格扬名青史。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曾感慨地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一个普通人要想让自己的道德、名声流传于后世，这其间如果没有历史家的记录，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司马迁要把这些普通人写入《史记》，让他们的道德、声名也可以流传后世。这是《史记》以人为中心述史的社会背景。

　　西汉盛世为司马迁著作一部通史提出了时代的要求，也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是《史记》成书的客观因素，司马迁所受教育、修养及其经历是《史记》成书的主观因素。《史记》之所以成为一部不朽的名著，乃是主客观因素的统一、历史的必然与偶然错综交织的产物。综观《史记》的“人学”背景还有许多，难以一一赘述，这里仅是择其要者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