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提起“儒学”，人们总是将其同“孔孟之道”联系在一起，但这种理解只能说是宋明以后程朱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下形成的观念，而在先秦和汉唐的大部分时期里，人们对“儒学”更普遍的理解是“周孔之道”。同样，提起儒学的渊源，人们都说山东曲阜是儒学的源头，但人们往往忘了儒学的直接源头是西周礼乐文明，而西周礼乐文明的肇始地是岐山周原，策源地就是丰镐二京。所以，儒学的直接源头是在陕西。
孔孟之道的源头是周公之道
孟子最早提出“周孔之道”，《孟子·滕文公上》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华夏已经有两千多年的礼乐文明积累，四周夷狄则没有礼乐，处于野蛮状态。夷夏之辨正在于礼乐文明。“用夏变夷”就是以先进的礼乐文明影响中原地区以外的僻远部族。楚国当时属于夷狄，陈良是楚国人，他到北方来学习周孔之道，成为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
司马迁对周公不但有一种深厚的景仰之情，而且把周公作为“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来学习仿效。在《太史公自序》中，他激动地回忆了父亲临终时的嘱托：“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他将孔子列入“世家”，在《史记》中不惜笔墨描述孔子恢复周礼、折中六艺的功绩，以其如椽巨笔，对周孔之道、六艺之统及礼乐思想的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淮南子·要略》篇亦云：“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可见，“孔子传周公之道”是先秦、秦汉时期人的共识。
隋唐之际的大儒王通特别推崇“周孔之道”，《中说·王道篇》云：“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周孔之道则是神圣之道。王通以为，孔子之后，周孔之道无人发扬光大，而他则肩负着传承周孔之道的神圣使命。
唐太宗即位以后，急需探讨国家长治久安之策，周孔之道无疑是最符合统治需求的大道。他要用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以礼乐具体措施来治理国家，于是太宗一朝君臣共同努力，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发展很快，百姓丰衣足食，社会秩序安定，出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大同之世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其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无愧为古今治理之道的辉煌乐章。
中唐韩愈提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认为周孔之道上承圣王，下启后儒，周公兼有事功与言论之长，但更倾向于君王一系的“治统”，而孔子开出“道统”，传到孟子却断了。这个道统在韩愈看来，主要是“仁”“义”之道而非礼乐之道，这是“周孔之道”向“孔孟之道”转变的开始。从此以后，“孔孟之道”的称谓后来居上，“周孔之道”反倒掩而不彰了。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来华的传教士们将“儒学”译为Confucianism(孔学或孔子理论)，这反映的只是“孔孟之道”，而不是译为Chow-Confucianism(周孔之道)，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也造成了西方人对中国儒学认识的不全面。
周公礼乐与孔子思想相结合，即周孔之道，是华夏几千年文明的主脉。从思想上看，周孔之道或周孔之教中的“周”，更多地代表了原初儒学中“礼”的观念，“孔”则主要关乎儒学中“仁”的思想。可以说，正是“仁”和“礼”的统一，构成了原始儒家思想的主体。从儒学的演化看，以孔孟之道为关注之点，往往侧重于“仁”的内化(心性);注重周孔之道，则趋向于肯定“仁”与“礼”的统一。今天，应该由孔孟之道回到周孔之道。这一意义上的回归，意味着在更高的历史层面上达到“仁”和“礼”的统一，对于正确理解儒学渊源和思想本质，重建礼仪之邦，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周礼始于岐邑
周公礼乐文化肇创于陕西周原。周原作为周王室肇基之地，北有岐山山脉作为屏障，南邻泱泱渭水，草木茂盛，土地肥美，生长在那里的野菜也甜美如糖怡。河流遍布，横水河(当时称为岐水或漆水)、沮水河等河流横贯周原地区，为周族提供了优越的生产生活条件。他们在这里建起了城邑——岐邑，其他邻国的人听说了古公的仁爱之心，也都纷纷前来归附。经古公亶父、王季、文王三代在这里励精图治，国力日强，成为殷商西方强大的“三公天下有其二”的诸侯国。
岐有优越的地理及自然环境，周代先贤们在此建造了繁华的都市，创造了无以伦比的青铜器、先进的农耕方式等物质文明。岐邑作为周人重要的发祥地和祭祀天地、祖宗、神祇的圣地，一些重大国事活动都在此举行。到了西周灭亡以后，西戎入侵的破坏，使这里成为废墟，遂废弃不用。文献记载，直到文王攻灭崇国，在该地建成新都丰之后，才从岐邑迁离。但周人在周原的活动遗迹被保留下来。从1976年开始，考古学家对周原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迄今为止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墓地和中国最早的陵墙;出土一万多片西周甲骨，辨识甲骨文2600余字，是全国发现西周甲骨文最多的遗址，其中一坑甲骨是周公旦本人占卜所用。周原遗址发现的卜甲和瓦上的“周”字当指周公所封周城，说明文王迁丰后，将岐邑辖境分封给周、召二公作为采邑，周公采邑即在这里。这都充分证明周公礼乐文化肇创于周原。
西周王朝的国都是丰京和镐京，在历史上一起并称为“丰镐”。当年周文王灭了崇国(位于陕西关中，夏禹之父鲧所封之地)后，在沣水西岸营建丰京(今沣河西马王镇)，将都城从岐邑迁至丰京;后来周武王时在沣水东岸建立了镐京(今沣河东斗门镇)。丰京是宗庙和园囿的所在地，镐京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丰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称为“京”的都城，也是中国最早期的城市，作为西周首都沿用近三百年，见证了西周王朝从建国、发展、强盛到衰落的全过程，共同发挥着中枢作用，又称宗周。最重要的是，周公制礼作乐由丰镐开始。《史记·鲁周公世家》载“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便百姓。百姓说”。《周官》，即《周礼》。尽管对《周官》的作者是谁有不同的看法，但司马迁把它看成是周公的作品，反映了司马迁对周公在西周制度建设、礼乐文明方面贡献的肯认。
安抚殷民之策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当时又称他为叔旦，因其封地在周，故称其为周公或周公旦。商朝末年，纣王当道，外征东夷，内用奸臣，宠幸后宫，残害忠良，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此时，周人观商朝气数已尽，便励精图治，试图推翻商朝。文王死后，其子武王继承了遗志，任周公为最主要助手，在召公、太公等人辅助下，于牧野誓师，号召大家推翻商纣王的暴政。当时，周武王征求三公的意见，姜太公说：“我听说过，爱屋及乌。如果相反，人不值一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围墙也不必保留。”意思是不光杀掉殷纣，连敌对的殷人也不能保留，而要统统杀掉。周武王不同意。又找来召公商量。召公说：“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武王觉得还是不妥。于是又找来周公。周公说：“让他们各自居住在自己的家里，种自己的田，不要因为旧朝新臣而有所改变，亲近仁爱的人。百姓有了过错，责任在我一个人身上。”周公这种给殷人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深得武王的赞许。武王命令召公释放被囚禁的纣王的叔父箕子和被关押的其他贵族;修整商人故居，并且设立了标志;让闳夭培高王子比干的坟墓;命令南宫括散发了鹿台的钱财，打开钜桥的粮仓，赈济饥饿的殷民。这一切措施都表明周人要反殷纣之道而行之，给受殷纣残害的人平反昭雪，大力争取殷人民心。
平定内乱，制礼作乐
周灭商后，武王病重，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周公，周公涕泣不止，坚辞不受。武王死后，他坚持让年幼的成王继位。面对国家初立，根基未稳，诸侯尚存异心，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复杂形势，年幼的成王根本无法应付。在这危难时刻，周公挺身而出，执政称王，并发挥王的作用。但管叔散布流言：“周公将不利于成王。”灭殷后的第三年，管叔、蔡叔鼓动起武庚禄父一起叛周。起来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刚刚建立3年多的周王朝面临严峻考验，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王室内部也有人对周公称王持怀疑态度。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但他很镇定，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奭。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称王，是担心天下叛周。否则我无颜回报太王、王季、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奉成王命，率师东征。经过3年的艰苦作战，终于讨平了叛乱，征服了东方诸国，收降了大批商朝贵族，同时斩杀了管叔、武庚，放逐了蔡叔，并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50多个国家，从此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疆域东到大海。
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周朝政权，周公旦将上古至殷商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结合周人的礼乐经验，重建起庞大复杂的周礼体系。“周礼”不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那么，究竟“周礼”有几方面的内容呢?据《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礼有所谓五个方面，称为“五礼”。一是“吉礼”，主要内容是祭祀邦国鬼神地祗。又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是天地之神，主祭者是周天子，别人没有资格，只有陪祭。另外是除泰山和四岳等几个高山之外的山川之神，一般在哪个诸侯国，就由那个诸侯祭祀。上述两方面称为“外祭”，那么“内祭”是什么呢?内祭就是祭祖先神灵。祭祖很重要，许多礼乐活动都与祭祖有关。这部分成为后世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很强大的社会功能。第二是“凶礼”，作用是“哀邦国之忧”，包括死丧、灾荒、疾病、军败等方面。第三是“宾礼”，作用是“礼亲邦国”，即加强邦国之间联系的礼仪，有朝见天子及诸侯之间使节来往等内容。第四是“军礼”，包括出兵打仗，田赋役的分配，军事演习、大的劳役和大的封建活动，都用此礼。第五是“嘉礼”，涉及日常生活较多，包括乡饮酒礼，婚礼、燕礼(贵族接待宾客之礼)、射礼等。由此可知，“礼”确实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周代礼乐文化即是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族生活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奠定了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基础，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公还提出了“敬天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等一系列思想，这些后来都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所以后人把他尊为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周公之礼特别重视“德”的内在精神。《左传》文公十八年还有这样一句话：“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这是说周公制定《周礼》，认为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是否符合礼仪的原则，是判定其道德操守好坏的标准，以道德操守来处理事情，以处理事情的业绩来计算功劳，以功劳大小来决定获取报酬的多寡。所以王国维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
7年后，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正轨时，周公又毅然让出王位，还政成王，并谢绝成王挽留，及时归隐。这种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始终被后代称颂。后来，成王把周公的后代分封到鲁国，赐给高贵的车马、旗帜、美玉、良弓，以显要其身份;授给辅佐天子的礼官、礼籍、礼器，使鲁国有享受与周天子一样规格的礼乐，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周礼尽在鲁”。后人这样评价周公：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被后世尊为“元圣”，乃“儒家”之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