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静夜思》是背诵率很高的一首古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除了它是诗仙的名篇之外，通俗易懂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管男女老幼，不论文化高低，无需注解，都可以读明白。可是，这首通俗的诗似乎经不起推敲。

　　躺在床上能举头低头?

　　有解读认为，这首诗的意境是这样的：(前)两句描写的是客中深夜不能成眠、短梦初回的情景。这时庭院是寂寥的，透过窗户的皎洁月光射到床前，带来了冷森森的秋宵寒意。诗人朦胧地乍一望去，在迷离恍惚的心情中，好像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的浓霜。再定神一看，周围的环境告诉他，这不是霜痕而是月色。月色吸引着诗人抬头一看，一轮娟娟素魄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太空是如此的明净!这时，诗人完全清醒了。

　　对这样的解释，质疑者颇多。既然是“短梦初回”，那一定是在床上躺着。正常来说，躺在床上是没办法“举头”和“低头”的。即使不说“举头”“低头”的问题，当时的窗户一般是糊纸的，既没有玻璃，也没有塑料纸等透明的东西，人在屋里举头又怎能望到“一轮娟娟素魄正挂在窗前”?

　　再说，如果是睡在床上，那一定是在房间里。房间里怎么会结霜呢?按生活常理，只有在可能下霜的地方，人才会联想到霜。屋里什么时候也不可能下霜，为什么诗人在屋里会“疑是地上霜”呢?因此，还有人断定，诗中的“床”肯定不是睡床。

　　既然诗人能够“举头”“低头”，那肯定是坐着或站着的。在古汉语中，床不但有卧具的意思，还有坐具的意思。但是，对这种坐具究竟是什么，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小凳子，有人认为是胡床，还有人认为是马扎。这样一来，李白在院子里不管是坐在凳子上还是坐在马扎上，“举头”“低头”就都不再受到限制了。

　　这样解释并非没有问题。不论坐在凳子上，还是坐在马扎上，这些物件都在人的屁股底下。不说眼前、面前，却偏偏要说屁股底下的“床”，恐怕是很不合情理的。同时，说诗人在院子里静坐，那月光应该洒满院子，而不应该只在“床前”。诗人单说“床前明月光”，难道整个院子的地面上只有“床前”才有月光吗?这显然不合逻辑。

　　于是，又有人提出，这里的“床”应解释为“井床”，就是井上的围栏。《静夜思》描绘的是：朗朗月夜，诗人倚井栏而立，仰望着高悬夜空的秋月。月光似银，洒落在井栏四周，脚下一片霜色。还有人认为，井床不是井栏，而是辘轳底座。可不管是井上围栏还是辘轳底座，非圆即方，或近似方圆，哪个方位算是“床前”呢?

　　有人又提出了新的观点，说“床就是建筑物下高出地面的台基”，但这个解释也未必合适。首先，台基同样是非圆即方或近似方圆，同样难以确定哪个方位算是床前。其次，台基这个意思太过生僻，以通俗易懂著称的《静夜思》会用如此生僻难解的“床”?如果这里的“床”真是台基的意思，那直接用台前这个词，不是更通俗么?用不着这么绕吧!

　　诗题中的“静”属于赘字?

　　其实，这些问题大多是因版本流传而造成的。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说：“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也强调，阅读古代典籍，注意精选版本。而原生态的李白《静夜思》，本不会引发这么多争议。

　　现今传世的李白集，最早的版本是宋蜀刻印的三十卷本《李太白文集》。其中，《静夜思》并无“明月”，而是这样的：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个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中，诗文凡有异文之处，均予以标出。但《静夜思》中没有标注任何异文，这就是说一开始就没有“床前明月光”和“举头望明月”这样的诗句。

　　蜀地是宋代政治文化的中心之一，当时的蜀刻本是颇为有名的刻本，应该不会在一首短诗中刻错两个字。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版本的李白集来证明这一点。例如，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南宋洪迈编选的　《万首唐人绝句》，明万历二十七年序刊本林兆珂编注的《李诗钞述注》，明胡震亨注的《李诗通》，清王琦注的《李太白全集》等，它们的《静夜思》与宋蜀本完全相同。

　　现代人整理的李白全集有四种，即《李白集校注》、《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李太白全集校注》。在这四种全集中，《静夜思》的原诗也以宋蜀本为是，但校注都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诗题《静夜思》都没有出校勘记。而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和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诗题《静夜思》均作《夜思》。为什么要删去诗题中的“静”字?莫非是他们也认为这个“床”不能解释为卧具?因为如果“床”不是卧具，而是坐具或井栏、井台等，那“静”就成了赘字，当然要删去。

　　又如，都认为首句作“床前明月光”始于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和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第三句作“举头望明月”始于《唐宋诗醇》。其实并非如此，在此之前早已有这样的版本了。就资料来看，“明月”最早见于明代李攀龙所编的《唐诗选》。这要比《唐人万首绝句选》和《唐诗别裁集》早100多年，比《唐宋诗醇》和《李诗直解》早近200年。

　　李白《静夜思》在流传过程中的讹误，远不止这两处“明月”。元人范德机《木天禁语》(伪书)、明李攀龙校《新刻木天禁语》(明格致丛书本，明万历刻本)、明万历间谢天瑞所辑《诗法》(复古斋刻本)，首句均作“忽见明月光”，第三句均作“起头望明月”。

　　到了清代，影响颇大、流传甚广的唐诗选本有王士祯的《唐人万首绝句选》、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乾隆御选的《唐宋诗醇》和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等。王士祯和沈德潜，既是著名诗人，又是诗歌理论家，而且都身居高位。因此，后出的《唐诗三百首》便沿袭这几种选本。《唐诗三百首》　后来居上，编定之初就“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这样一来，两处“明月”的《静夜思》便进一步普及开来。

　　“望月思乡”有模仿痕迹?

　　有观点提出，两处“明月”的《静夜思》胜过原作。

　　清王尧衢《古唐诗合解》云：他本作“看月光”，“看”字误。如用“看”字，则一“望”字有何力?可为什么首句用“看”，后面的“望”字就没有力呢?语焉不详。而且，王尧衢所说的“他本”显然不是《静夜思》的原作，所以他只提及异文的“看”，而没有提及异文的“山”。

　　王尧衢在“举头望明月”下还说：先是无心中见月光，尚未举头也。因“疑”而有“望”，遂举头而有见，明月高如许，方醒是身在他乡也。上文已质疑过，诗人身在室内“床前”，如何得见“明月高如许”?一个“床”字就害得注家纷纷乱解，还谈什么“通俗晓畅”?

　　有人认为，把“床前看月光”改为“床前明月光”，是为了合乎绝句的平仄格律。其实，李白的这首《静夜思》是新乐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五言绝句，无须合于平仄格律。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明翻宋咸淳本《李翰林集》等，都把《静夜思》放在“乐府”诗中。

　　即便是按照五言绝句的平仄格律来衡量，“床前看月光”属于首句入韵平起平收式，即“平平仄仄平”，也并非不合格律。改成“床前明月光”，则变成了“平平平仄平”，反倒不合一般格律了。至于把“山月”改成“明月”，平仄并没有发生变化，更与格律无关。

　　近代知名学者、诗人俞陛云说李白《静夜思》“前二句取喻殊新”。这“殊新”的取喻就是以霜比喻月光，但这取喻其实并不“殊新”。在《静夜思》之前，已有很多人用过类似的比喻。例如，散漫秋云远，萧萧霜月寒(南朝宋鲍照《和王护军秋夕诗》);霜月始流砌，寒蛸早吟隙(南朝齐谢朓《同羁夜集诗》);关山陵汉开，霜月正徘徊(南朝陈阮卓《关山月》);夜月如霜，金风方袅袅(南朝齐谢超宗《郊庙歌辞·齐雩祭歌八首·白帝》)。

　　进一步来看，两处“明月”的《静夜思》，不仅以霜比喻月光不“殊新”，而且其他三句也有模仿的痕迹。例如，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汉朝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三国魏曹丕《燕歌行二首》);昭昭素明月，晖光烛我床(三国魏曹睿《乐府诗》)。这与“床前明月光”，何其相似!

　　特别是，三国魏曹丕《杂诗二首》中的“仰看明月光”“绵绵思故乡”，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更是如出一辙。如果从两处“明月”的《静夜思》角度来评价，李白不过是一个攒诗的桥段高手而已。这样一首诗被颂为千古第一绝句，还说是读者的集体选择和审美创造，是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事实上，明“后七子”领袖、文坛盟主李攀龙说太白“五七言绝句实唐三百年一人”，明末清初书画家周珽说　《静夜思》“妙绝千古”，评的都是《静夜思》的原诗，而非两处“明月”的讹本。

　　真实意境：出世遁世的彷徨

　　古人评诗，多虚空廓落、大而化之，对《静夜思》的评价也是如此。为什么说是“唐三百年一人”?何以“妙绝千古”?原生态的《静夜思》究竟好在哪里，妙在何处?

　　明文学家胡震亨说：“读太白乐府”如果“不参按(李)白身世遭遇之概”，就不知道李白乐府诗的因事傅题、借题抒情之本指，就无法理解李白乐府诗的选材剪裁之妙和巧铸灵运的匠心。

　　唐玄宗开元八年，20岁的李白初游成都，当他行至离成都还有40里的新都地界时，恰逢礼部尚书许国公苏颋到成都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使。李白到苏颋休息的驿站投刺求见，并呈上新作《明堂赋》和《大猎赋》，深得赏识。苏颋拟到任后上表向朝廷推荐，不料遭到身边僚属的强烈反对，理由是李白出身商贾，不是世家弟子。中国自汉初便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许持有武器，不得乘坐车辆;商人的子孙后代不得做官，不许购买土地。唐朝虽然放宽了禁令，但没有完全解除。李白经国济世的梦想，就这样第一次被打破了。

　　开元十三年，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从三峡出巴蜀，开始了宦游生活。先是到达江陵，拜识道教大师司马承祯。从武则天到睿宗、玄宗，司马承祯屡次被征召入朝做官，但他都固辞不就，因而名气极大。司马承祯见李白不忘苍生社稷、志在匡济，便告诉李白，等事君荣亲功成名就之后再来天台山找他。对于司马承祯的忠告，年少气盛的李白并没有真正理解。他认为，司马承祯是一只希鸟，而自己才是真正的鲲鹏。

　　此后，李白历洞庭、庐山，到金陵，广事交游，轻财好施，“散金三十馀万”。开元十四年春，李白抵达扬州，到处干谒求仕，却始终没有遇到伯乐。这年深秋，李白得了一场大病，而钱又花光了，于是困于逆旅之中。

　　这天晚上，夜已经很深，所有的喧嚣都归于宁静，人们都进入梦乡，可诗人夜不能寐，想到这几年自己的遭遇，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于是就在床前看着窗外的月光发呆。他就这样一直呆呆地看着，不知看了多久，看来看去竟然把月光看成了地上的白霜。这可真是“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啊。这时，诗人突然感到浑身冷飕飕的，抬起头来远远望去，明月已经衔山——天都快亮了。这月亮看似离山很近，可如果你来到这座山上后会发现，那月亮又悬在另一座山尖上。

　　其实，月亮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就像一个人的政治梦想那样，有时看着就在眼前，可当你抓取的时候，它却忽然间邈远了。李白似乎明白了这一切，他低下头来深深地思念着自己的故乡。可故乡远隔千山万水，床头金尽如何回得去?即便回得去，又有何面目见家乡父老?于是，诗人又陷入出世和遁世的彷徨之中。这便是《静夜思》的真正意境。

　　此前，李白在峨眉山结识了光相寺客僧仲濬，有幸阅读《陈子昂集》，对文章之道有了新的认识。他深味：文章之道在于风骨兴寄，诗是要言志的，而且要用比兴的形象思维来言志，不能像写散文那样直说。否则，写山水只是山水，写花鸟只是花鸟，那就成了后来苏东坡所说的“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了。

　　如果说《静夜思》的“志”只是思乡，那这“志”就是直说了，并没有用比兴的形象思维，当然算不得好诗。实际上，《静夜思》的比兴极为深妙，那是诗人在两“志”之间的徘徊，是苦闷愁思，是两难的选择。地上的月光并非优美的景致，诗人也不是看什么月光，而只是百无聊赖、苦闷彷徨的一种无奈排遣。

　　李太白就是李太白，诗仙就是诗仙。这首易懂难解的《静夜思》，无疑是从新乐府向盛唐绝句过渡时期的一篇佳作。正可谓：乐府绝句四句新，比兴言志妙绝伦;静夜一思传千古，世上再无谪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