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40年以来，随着以农养政的结束，代之以工养政、以商养政的开始，加之二元制度的逐步瓦解，中国的乡土社会发生着深刻剧烈的变化。但不管乡土社会如何转型、怎样变化，以乡为基点的活动空间不会变，以土为基础的生存依托不会变。乡村振兴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乡村要振兴，首先应认清乡土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是社会主体由稳定性向流动性转变。在传统农村，农民以土为生，与土为伴，相对稳定，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心无旁骛地在村庄中生活。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对土地的依赖，以廉价劳动力的形式进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以此来改善自身的经济与命运，农民由稳定性向流动性转变。这种转变，既表现为水平空间上的跨区域跨领域，也表现为垂直空间上贫富差距带来的阶层变化。农民工四处奔波、走南闯北，2.8亿农民工大流动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农村有八九亿人口，除了外出打工的2.8 亿，其余都生活在农村，外出打工使得农民的收入来源复杂多样，所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趋于扩大，阶层流动也因此凸显。“流”是活力的表现，但应流得自主自愿，流得安心放心，流得后顾无忧。
二是社会生活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在传统农村，农业生产特点和习惯相同，农民的生活相对同质，以家庭经营为主，传统村落形态也十分适合一家一户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民大量走出村庄，异地打工，打破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乡土社会的社会生活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这种异质性来源于不同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生活方式的交汇。农民在多少地方打工，就会浸染多少种生活方式，就会给农村带回各式各样的小吃、方言、生活习惯以及新思维新理念等。村庄的概念在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已经冲破地理上的村域范围，村里人在外面有多少打工的地方，村庄的虚拟空间就会延伸到多少地方。身处远方的村民随时可以通过手机以及互联网了解村庄的一切。异质性的生活和虚拟空间的扩展，使村庄治理变得更为复杂。
三是社会关系由熟悉性向陌生性转变。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世代聚族而居的熟人社会，它通过加强人际关系和相互信任引导熟人之间相互自愿合作。随着农民工的流动、乡村旅游的发展，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由熟悉性向陌生性转变。这种陌生性是指相互陌生的社会关系，既包括相对贫穷的乡村的农民外出打工的情形，也包括相对富裕的乡村吸纳外来农民打工的情形，还包括城里人到环境优美的乡村旅游的情形。这种转变逐渐打破了熟人社会的秩序，在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诚信;在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契约。如何让传统的诚信与现代的契约在乡土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是当下需要深入探讨的大课题。
四是社会空间由地域性向公共性转变。传统村落的传统农业，功能定位为单一种养业。随着农业多功能性的逐步显现和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农业大步走出一产，融合二、三产协同发展，加上发达的交通通讯助力，乡土社会的社会空间由地域性向公共性转变。观光农业、休闲农业、都市农业、智慧农业等各种农业新业态方兴未艾，农业已远远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形态，农业生产的过程成了人们观光旅游休闲的好去处，农业生产的方式成了人们科普、体验的新追求，农业生产的环境成了人们体悟人生、享受生活的理想地。乡村旅游被认为是中国农民的第三次创业：第一次创业，发展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第二次创业，进城打工，离土又离乡;第三次创业，开发乡村旅游，既不离土也不离乡。开放的乡土社会空间为现代文明的注入打开了通道，拓宽了领域。
五是社会结构由紧密性向松散性转变。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人情是一种交往方式，是社会结构紧密的粘合剂;家园红利是一个熟人社会长期积淀的福利，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凝聚力、归属感，是“故土难离”“叶落归根”的原因所在。近些年来，由于农民工大量外流，乡村人情关系越来越淡薄，社会资本不仅少有积累，而且逐渐消蚀，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由紧密性向松散性转变。“情感”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人要是没有感情，社会就会是一盘散沙，人情关系的淡薄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必须重塑乡土社会的乡情乡谊，否则在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所从事工作的价值比重越来越小的情势下，社会结构的离散将危及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继承优秀传统，重塑“家园红利”应是当下中国乡村“软件”建设的重头戏。
六是社会细胞由完整性向破裂性转变。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观念是“父母在，不远游”“老婆、孩子、热炕头”。但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农民工家庭由完整性向破裂性转变，产生了“留守家庭”，形成了“三大留守群体”。一是留守妇女，她们既要照顾家中老人、孩子，又要承担繁重的农业生产劳作，普遍缺乏安全感，且长年分居容易出现婚姻危机。二是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他们的学习、生活、成长都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亲情缺失、教育缺位和管理真空，留守儿童已经成为“差生”“问题孩子”“不良青少年”的代名词。三是留守老人，他们一生辛苦劳作，晚年却无法安享清福、颐养天年，老无所养、老无所乐的现象日益严重。“一万打工钱，三代离别泪”，“留守家庭”是社会难以稳定的隐患，如果“留守家庭”频频“后院起火”，变成了“问题家庭”，不仅是农民难以承受之重，更是社会难以承受之重。农村留守家庭为社会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破解农村留守家庭的“留守”之痛，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以家庭为流动单元应作为社会流动的基本准则。许多发达国家人口流动的流量占比之大不亚于中国，但都是以家庭为流动单元，社会细胞的稳定就不会使社会肌体受到损伤。
七是社会文化由“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转变。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对人类文化的传播提出了“三喻”论，即“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年轻的要向年长的学习，在农业文明时代，文化的传承是前辈向后辈传递。“并喻文化”是指不需要先辈的经验积累，文化可以在同代人之间传播，这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传播方式。“后喻文化”是指年长的需要向年轻的请教，到了今天的信息社会，科技高度发达，年轻人比老年人思维更敏捷，接受新事物能力更强，文化传播发生了反转，由后辈向前辈传播。今天中国的乡土社会是典型的“后喻文化”时代，年轻人正在发挥着主导作用。面对瞬息万变的电子技术，老人回家问问儿子、孙子的事经常发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年轻人利用电商平台，嫁接各种服务于乡村的资源，促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高度融合发展。以何种举措应对“后喻文化”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八是社会价值由一元性向多元性转变。随着中国乡土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社会价值观愈来愈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多元性，本质上是社会不断包容和发展的表现，是不同阶层间的相互尊重和包容，而不是相互诋毁和攻击。在经济社会转型阶段，价值多元是客观现实，但价值观多元化容易产生价值观紊乱，并且导致种种社会乱象。例如，吃的喝的都会造假，假奶粉、假疫苗，连婴儿都不放过;女童被多位村中长辈性侵，女童及其家人反而遭到全村人敌视，简直荒唐无耻;路上老人摔倒，无人愿意去搀扶，偶尔出现愿意去搀扶的人，却被摔倒的老人反咬一口;赡养老人需要签订协议，父母想得到赡养需要对簿公堂，社会对此现象有的容忍、默认，有的麻木不仁。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是非观念不清、说法不一，造成认知上的紊乱。不少人把一生浓缩成两个数，上学是为了分数，长大是为了钱数，这其实是一种文明的倒退。价值观多元是对的，但是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防止价值观走偏。当价值观不再紊乱，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普遍接受的时候，一个价值观多元的时代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九是社会行为由规范性向失范性转变。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世世代代聚族而居，讲究合乎礼治的行为规范，村落内部形成人们普遍认同并共同遵守的乡规民约。在人口大流动、物欲大泛滥、文化大冲撞的背景下，乡土社会的社会行为由规范性向失范性转变。这种失范性是指乡土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包括敬畏感缺失、羞耻感淡薄、潜规则盛行等。敬畏感缺失，有不少人什么都不怕，法律底线都敢去突破。如果心里没有了约束，什么坏事都敢去做。羞耻感淡薄，有些人做了坏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潜规则盛行，潜规则一出来，明规则就不起作用。社会演化成一个相互伤害的链条，你在我鸭蛋里加苏丹红，我在你牛奶里加三聚氰胺，在相互伤害中赚钱，但是社会道德沦丧，良心没了。当人们把赚钱当文化，把常规(不偷、守时、诚信)当典范，把底线当上线，社会生态也就遭到了破坏，社会危机便开始孕育。扫黑除恶，扶正驱邪，以现代法、理精神重构乡规民约已成当务之急。
十是社会治理由权威性向碎片性转变。在传统村落中，村落的精英分子以身作则，以自身行为和道德风范形成“权威”并影响村落，呈现出很强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号召力。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贤文化就是维系着庞大的中国社会正常运转几千年的基层力量。”城乡二元制度实行以后，农村精英单向流往城市，乡贤文化由盛转衰，近于凋敝，乡土社会的社会治理由权威性向碎片性转变。大量精英外流，留在乡下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妇幼，农村极度匮乏具备议事能力以及经营才能的人，社会治理走向碎片化。农村改革40年后的今天，资源单向流入城市的时代已告终结，乡村逐步成为人们旅游休闲、养生养老、投资创业、诗意栖居的理想地，应当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培育新乡贤，掀起一场“新下乡运动”，为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注入新活力。如何培育新乡贤，应当着力引导三类群体：一是离退休的干部职工，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二是有着优秀家训、家教和家风的世家大族、名门望族后代，他们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三是新富阶层，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这三股力量共同作用，形成一个新乡贤群体，对于推进乡村振兴将是一股强劲的动力。
作者刘奇，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