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债规模巨大，已经不是秘密。2011年，审计署公布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从省、市、县地方债务的借债主体来看，地方融资平台举债规模最大，金额为4.97万亿元，是地方政府和机构债务规模的近2倍。这些融资平台多以土地质押从银行贷款，拆新还旧。如果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土地拍卖收入源源不断，那么此融资模式自然可以一直维持下去。但今年地产形势不振，地方土地拍卖收入进项不多，地方融资平台资金链就有崩裂的危险。因此，地方政府只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现在透露的数据看，部分地方政府是靠非税收入过这一关的。财政部10月22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税收总收入增速同比回落18.8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增速总体大幅回落。而22日披露完毕的各省份前三季度财政数据显示，一些地方在税收收入增长“失速”的情况下非税收入大增，有的地方非税收入高出税收收入40多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天津非税收入增幅（54.75%）高出税收收入增幅（10.86%）40多个百分点，安徽非税收入增幅（52.1%）高出税收收入增幅（15.3%）30多个百分点，广东非税收入增幅（25.89%）高出税收收入增幅（8.15%）近18个百分点，江苏非税收入增幅（21.3%）高出税收收入增幅（11.7%）近10个百分点。财政部和多个地方政府网站显示，一些地方将非税收入尤其是罚没收入作为财政“增收挖潜”的重要途径。

　　罚款收入是地方政府“杀鸡取卵”之举，是不可持续的。今年罚款收入之所以能有所增长，归根结底还在于经济形势不算太糟糕。明年地方融资平台还款高峰期，经济如果依然不振，土地财政收入枯竭，地方政府就算掘地三尺，估计也罚不到多少款项来，到时甚至可能出现地方政府加大税外收入征收力度。

　　要解决地方财政问题，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宽松货币刺激地方泡沫，走土地财政老路。但这也是饮鸩止渴措施，因为宽松货币易引发恶性通胀，接下来的紧缩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此番来回折腾，近十年来已经轮回数次，决策层和市场对于都有一定预期。第二个方法，就是分税制改革。因为地方融资平台从银行融来的资金投入，大多是当地基建，此为地方财政支出范畴，最后居然基本依靠银行贷款完成，背后就是因为“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财政的分税制体制。地方政府负担完成诸多公共职能的责任，但财政收入的大头却被中央财政拿走，地方财政捉襟见肘。

　　这个矛盾最后当然有个最终结局，很可能就是中央财政分税制改革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