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们在教室里做功课，抬头就能看见对面先生的旧居。老年人在街道上散步，走过的都是先生踱过的道路。
即便不是每个人都读过先生的书，大部分人也没亲眼见过，但鲁迅，是整个街区居民最熟悉的邻居。
王寅家住横浜桥。
自横浜桥沿着四川北路朝北，经过内山书店旧址，经过山阴路鲁迅故居，绕到甜爱路，就到了鲁迅公园。鲁迅先生的墓，就在里面。
因为先生的缘故，这一带都有了不一样的意涵。
鲁迅的住所、鲁迅的藏书室、鲁迅光顾的书店、鲁迅朋友们的住处、鲁迅最后的安息地，都在这一区域。
少年们在教室里做功课，抬头就能看见对面先生的旧居。老年人在街道上散步，走过的都是先生踱过的道路。
即便不是每个人都读过先生的书，大部分人也没亲眼见过，但鲁迅，是整个街区居民最熟悉的邻居。
拉摩斯公寓
深夜留盏灯
王寅小时候，中学教室的对面，就是鲁迅住过的四川北路上的拉摩斯公寓(北川公寓)。
这是英国人拉摩斯所建的公寓，占地1450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公寓每一套都有卧室、会客室、厨房、卫生间，分门进出。
1930年，鲁迅的朋友、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为鲁迅在拉摩斯公寓找到了住处。5月，鲁迅从景云里迁入公寓，住三楼。当时，公寓里的住户多为外籍人士，是一幢国际化公寓。柔石、冯雪峰、郁达夫、史沫特莱和内山完造成了鲁迅新家的常客。
正值国民党白色恐怖最盛时期，鲁迅不顾个人安危，在1932年让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瞿秋白及其夫人在家里避难半个月之久。是年12月，陈云奉命前往鲁迅先生家转移瞿秋白夫妇，匆匆与先生见过一面。这是陈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鲁迅。在1936年10月听到鲁迅先生逝世消息后，正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的陈云即以“史平”为笔名，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深晚》的文章回忆这次会面。陈云写道：
“大约是深晚十一时许了，我坐着一辆黄包车，把戴在头上的铜盆帽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吴淞路买来的一件旧的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就停下了黄包车。付了车钱，望四边一看，没有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三层楼住宅房子的大门。这是一座分间出租的住宅，走进大门就是楼梯。大约是在三层楼的右首的那间房间的门口，门上有着一个同志预先告诉我的记号。我轻轻的扣了两下，里面就出来了一位女主人。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气的请我进去。”
“秋白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同志的包袱里，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 我奇怪的问他。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我说着，正想下楼去叫车子，旁边那位五十以外庄重而很关心我们的主人就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 说着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去。这时候，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问我：‘你们会过吗?”我和那位主人同时说：‘没有。’秋白同志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的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我这第一次的会见鲁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会见鲁迅了……当我读了报纸上鲁迅病卒的消息时，我脑子里一阵轰轰的声音，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神了几分钟，那身穿灰布棉袍和庄严而带着忧愁脸色的鲁迅立刻在我脑子里出现，似乎他还在说：‘深晚路上方便吗?’……鲁迅虽死，鲁迅的精神不死。”
1932年，红四方面军将领陈赓秘密来沪，鲁迅也是在拉摩斯公寓与他会谈至夜深。到公寓来拜访过鲁迅的，还有文学青年孔另境。1932年暑假前因为党组织传递革命书刊而在天津被捕，后经鲁迅先生托人全力营救而保释出狱。回到上海，孔另境一心想“去结识这个富有侠义心肠的老头儿”，由此怀着满腔热情，到了鲁迅当时居住的拉摩斯公寓。两个月后，孔另境再去拜访时，鲁迅正准备搬家。1933年，内山完造掩护瞿秋白夫妇搬到施高塔路(今山阴路)东照里12号，同年4月，鲁迅搬到大陆新村9号，房子以内山书店职员名义租下。不久，茅盾也入住大陆新村。
大陆新村里
墨迹似未干
搬到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后，鲁迅和许多朋友变成了邻居。
瞿秋白住着的东照里和大陆新村相距不过百米。而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内山书店，已经于1929年从四川北路魏盛里迁到了施高塔路11号(四川北路2048号)，就在山阴路四川北路路口。这家书店成为左翼作家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鲁迅、郭沫若、田汉等进步人士的聚集地。1935年6月，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为纪念亡友，鲁迅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许多时间用于瞿秋白《海上述林》的出版、译作上，直至逝去。
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故居，占地78平方米，建筑面积222.72平方米，三层新式里弄房屋，复原了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南窗下是书桌，东侧为书橱和床，西侧置藤躺椅、妆台、茶几和衣橱等家具。书桌上置绿罩灯、烟缸、烟罐、砚台、笔、纸等物。妆台横头悬挂着旧日历，显示着鲁迅去世的日期“民国25年(1936年)10月19日”，台上的小闹钟指着鲁迅逝世的时刻“(上午)5时25分”。三楼北间的客房，瞿秋白夫妇、冯雪峰等曾经在此暂住。南间是儿子周海婴的卧室。鲁迅逝世后不久，许广平携周海婴移居法租界霞飞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64号。1959年9月，内山完造先生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20日，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与前妻美喜子同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在四川北路的另一头，同样有过留日经历的王寅的祖父在这里找到了住处。抗战时，祖父先赴重庆，后到了北京，做过一家报纸的总主编，之后带着五个孩子和妹妹一起到上海谋生。本来吃文字饭的祖父为了养活一大家人，开了一家磅秤厂，也由此在之后的岁月里吃尽苦头。他特别反对长孙王寅写东西，希望他去学数理化，但王寅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写诗。读大学的时候，王寅在某一年鲁迅的诞辰，去鲁迅故居看过。先生卧室外有一个空间，里面有个柜子。趁着没人，王寅偷偷拉开抽屉来看，里面垫着当年的旧报纸。虽是场景复原，却很有意思。
也许文字自有文字的魅力，被钦点的人，很难违抗召唤。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过一个属于诗歌的黄金年代。诗人们相互频繁写信，诗人这个身份在当时犹如通行证，可以到处来去，各地的诗人会管吃管住。上海诗人王寅的家，一度也是全国诗人的一个驿站。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有短信可以预约，外地的诗人们来了，径直跑到王寅家，沙发上一坐，王寅的父母会招待他们吃饭。当时王寅刚刚大学毕业上班。有时他不在家，也会有外地诗人跑来，把一包自己印的诗集刊物放在王寅家，说一声“我出去找住的地方啦，以后再来拿”。
在1985年创作的《大陆新村9号》这首诗里，王寅写道：“他闭上双眼，合上手/一棵树又一棵树/静静地静静地/落满了雪/安然熟睡/长夜漫漫长夜漫漫/漫漫”
穿过人生漫漫岁月，成年后的王寅去过世界上许多城市，寻访过许多文豪的旧居。但他自己熟悉的第一张文学地图，是在家不远处的四川北路周边。在王寅小时候，每年春天，学生们要去龙华烈士陵园扫墓。班主任就派学生去鲁迅公园和管理员说一下，把送给鲁迅先生的花圈“借来”，扛去烈士陵园，活像一个主妇派孩子去向邻居大伯家借一根火柴。鲁迅，是他们从未见过却最熟悉的邻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