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王国维与蔡元培都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提起中国近代文艺评论，没有人敢忽略王国维的《人间词语》;说起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没有谁敢否定蔡元培执掌北大时的成绩。这两位牛人都是浙江人。他们最初的人生颇有共同之处。比如他们的家世都不错，都曾梦想通过科举寻找人生出路。不过，比起两人的相同来，王国维与蔡元培的相异更加明显，他们相同的是最初的出山方式，是“身路”，相异的是对社会、人生的观感，是“心途”。

　　王国维一生都热爱学问。生平写了62种著作，批校的古籍超过200种，除了《人间词话》，《曲录》《观堂集林》等著作影响也很广泛。在日本留学时，王国维即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过相当数量的译作，有时还加些自己的阐述，大幅度介绍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前沿信息。因为书读得多，他的一些著作能做到融中西于一体，给当时颇为封闭的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带来了一股新风。中年后，王国维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都是始终将学问视为自己的生命之本，没有浪费过一丝一毫时光。大王国维9岁的蔡元培不同，他终生积极从事社会活动，许多时候都是在做官。1898年，他即离开北京的翰林院回到绍兴，任此地的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1902年，同蒋智由等人一起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被推为总理。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以辛亥元老的资格就任教育总长。是年7月，因为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1913年再赴欧洲，1916年回国后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支持新文化运动，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将一个死气沉沉的官老爷大学改造成了朝气蓬勃的现代大学。1923年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924年1月，经孙中山提名，成为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出任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监察院长，后来又成为中央博物院理事长。1940年3月病逝于香港，其时，他正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王国维与蔡元培对清廷的态度更是相隔天壤。王国维秉持的是康有为式的改良主义，一方面，他希望清廷倾听民意，改革政治，实行君主立宪。1898年，慈禧太后大肆屠杀维新人士时，王国维也“颇有扼腕椎胸、搔首问天之慨”(王乃誉《日记》)。另一方面，他又顽固地反对辛亥革命，将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希望清政权能够延续统治，晚年甚至为紫禁城里的小朝廷给予自己的一个空头头衔“南书房行走”欣喜不已。清华大学聘请他做国学研究院导师，他有心出任，却还要先到天津见逊帝溥仪，在“面奉谕旨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后”，才敢接受聘书。皇权每受一次冲击，王国维几乎都要进行一次以卵击石式的反抗。比如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将此视为奇耻大辱，与罗振玉等人相约投金水河殉情，后为家人所阻而作罢。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听说北伐军枪毙了湖南叶德辉、湖北王葆心(后来证实王被杀是谣传)，王国维担心逊帝与自己受到冲击，6月2日，雇人力车到颐和园，跳昆明湖自杀，还留下这样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毫无意义地为一个小朝廷殉葬。身为士大夫，蔡元培最初其实也曾寄望清廷的改良。1900年春，他曾上书光绪帝，希望其下定决心改革政治，没有得到必要的回应。蔡元培知道改良无望，彻底转为革命党，决心与其他志士一起，通过暴力推翻清廷统治。他组织的光复会，主要工作就是暗杀清朝专权高官，蔡元培后来回忆说：“乃集同志6人，学制造炸药法于某日人，立互相监督之例，甚严……同志数人至，投孑民。孑民为赁屋”，早年的陈独秀就曾作为杀手投入光复会的怀抱。这种暗杀工作，直到光复会并入同盟会才停止。辛亥革命成功，他痛快地接受民国政府授予他的一个个职务，以自己的所学为社会服务。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尽职尽责，深受国民爱戴。

　　王国维与蔡元培的不同人生选择，也反映了两个人眼光的差异。王国维科场失意，长期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学习、做事，对清朝的黑暗、腐败缺乏纵深的了解，王国维是个活在书斋中的人，也害怕激烈的政治变迁改变自己既有的生活方式。蔡元培呢，他年纪轻轻就中了科举，做了京官，说是少年得志，一点也不夸张，平时打交道的主要是京城的各种名流，对朝廷政治的运作情况了如指掌，他看问题自然更全面、深刻、准确。蔡元培觉得：政治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事，政治不弄好，其他的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历史已经给了清政权两百多年的机会，但它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施政能力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使命感。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将其推翻，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历史，许多时候是由自己的观念书写的。■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