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盐是国家财政的大宗，又是百姓日常生活必需的产品。在以农立国、工业不甚发达的传统时代，历来都是官府专营,其着眼点首先是财政需要，单盐税一项，最高时曾达全国财税收入的三分之一。也有时，国家拿小头，盐官和盐商拿大头。

　　梁庚尧在其著作《南宋盐榷——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中，以宋史研究为中心，探讨涉及盐业等两宋社会经济问题，显然是有以研究南宋榷盐史演变历程以通“凝练治国之理，训立施政振邦”之旨。

　　盐利是南宋政府极重要的收入，其方式就是专卖，即所谓“盐榷”，从生产到运销，都由政府控制，以高出成本甚多的价格出售食盐，取得丰厚利润。

　　梁庚尧研究发现，南宋时期食盐的运销，可视为北宋末年所立新钞盐法的扩张与限制。所谓钞盐法，即宋代食盐专卖中的通商法，由商人向中央政府的榷货务纳钱，算请盐钞，再到产盐州县凭盐钞请盐，运销于指定市场。此外，南宋四川所行的引盐法，也效自钞盐法，引盐法同样由商人向官府纳钱买引，请盐运销。宋代对于食盐的征榷，大略可分为官鬻与通商两种方式。官鬻为政府直接专卖，由官府自运自销，甚或配售于民;通商则为政府间接专卖，由商人向政府请钞运盐，即钞盐法在制度上属于通商。

　　影响南宋时期盐业生产的因素很多，战争或和平、政府的措施、场灶的增减、技术的改进、物价的涨跌、吏洽的良窳……都足以导致盐产量与政府所收盐额的变化。亭户是盐场的主体，盐业生产全赖亭户，其境遇的优劣是量度盐业生产情况的最佳指标。自南宋初期至中期，亭户境遇不断改善，盐额日益增加。南宋晚期亭户境遇转趋恶劣，盐额随之消减。亭户境遇的优劣，又与吏治良窳密切相关。吏治良好，各项有利于盐业生产的因素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引导亭户致力于生产。

　　尽管增加财政收入是盐榷的重要目标，盐户与盐商的待遇，却也随着时势的演变而有变化。南宋官员黄震，在面对南宋末年盐务的衰敝时，曾如此感慨：“正缘南渡以后，护养根本，民生乐业，盐额所以再登，今当败坏之极，乃不思根本之计。”所谓“根本”，实指亭户。南宋初年，政府对淮浙盐场的兴复措施，以安集亭户为首要，可称“护养根本”;南宋末年，政府不能整饬盐场吏治以改善亭户境遇，故称“不思根本之计”。

　　无论从财政或从民生着眼，南宋政府都必须防治私盐，但其态度是复杂的，有各种方式与考虑。政府对于食盐的生产与运销过程，有严密的法规管理，以防盐户带产私盐、盐商挟运私盐。政府颁布有处置私贩食盐的严格法令，而且不断申严。

　　除了制定相关法令并加以申严之外，南宋政府也加强对犯法者的缉捕。对于执行法令的官员，以赏罚来督促他们。从南宋初年以来，已规定知州、通判、知县、县丞等官员均负有督捕私盐的责任，若放任私盐透漏过境而不加缉捕，会受到处分;实际负责缉捕私盐的巡检、县尉，皆以巡捉私茶盐矾系衔，若透漏私盐，处分会更重。

　　但严禁并非政府唯一的态度。政府或一些个别官员，有时也会考虑或采取其他方式，和严禁互相配合，甚或取代严禁，以期能收到更好的效果。例如调整食盐的产额、运输来源与售价，以期消解民众生产、运销、购买私盐的意愿，是这些方式中的一部分。

　　南宋晚期，政府财政比南宋初年更加困难，对盐榷利入的需求愈加急迫。然而政府防治私盐的条件和南宋中期相比，却趋于恶化。盐场监官素质日益低落，盐务机构则因日益扩大而导致官吏冗多，吏治、军纪自上而下腐化日甚，亭户、盐商与民众均深受其害，促使私盐活动更加兴盛。诚如黄震以其亲身处理浙西基层盐务的经验指出的那样：浙西沿海亭户“倚赢余之私卖，以煎纳官之正盐”的现象，正是在此种环境之下产生。在私盐大盛的情况下，盐禁也更为紧缩，终致引发较严重的变乱。

　　南宋政府面对追求盐利和宽弛盐禁两者应如何取舍的难题，政策在紧缩与宽弛之间摆荡。但是朝廷对盐务机构已无力甚至无心整饬，而财政压力终究使政策趋向紧缩的一方。政府难以约束官吏却苛取于民，黄震等人所主张的“外示大防，内存宽恕”无法实现，而他们也只有目睹亭户赔钱纳盐、逃亡自杀、暴乱死亡等种种惨状，在南宋亡国过程中一幕一幕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