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近日启动市级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约有1300辆公车作拍卖处置，仅留用300辆左右的执法、执勤车。公车改革的动力源自运营经费过高，据悉，温州市1700多辆公车去年的运行经费高达1.44亿元。

　　中国各地进行的公车改革表明地方政府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地方债务过大，尤其是过去几年融资过多，开始进入还款高峰；其二，由于经济增速下滑，土地财政熄火，财政收入增量出现问题。这迫使地方政府开源节流，减少不必要的三公消费，并寻求更多的财政来源。

　　这不是一种暂时的财政困境，而是发展模式的困境，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决定了这是一种制度困境。当中国发展模式的动力衰减，发展和转型的压力陡然上升，而主要影响因素是金融与财政体制。管制下的金融体系妨碍了市场资源的自由配置，鼓励了低效投资，但财政政策将成为影响中国转型的主要障碍。

　　首先，经济转型需要在适当速度的增长中进行，在外部环境恶化与消费不足的背景下，政府选择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政府过去若干年投资太多，基础设施已经基本过剩，而背负的债务过大，由于土地财政日渐枯竭，法律也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地方政府依靠什么支撑投资？

　　其次，经济想要持续增长需要降低企业税负，在土地财政减少、经济下滑造成税收减少的基础上，继续降税意味着财政收入更少，而地方政府有还债压力与投资任务，转型也要求地方政府加大民生投入，如果还要维持过去豪爽的“三公消费”，财政不堪重负。

　　可以想象，如果不在中央层面进行改革，地方政府为了降低财政压力，会加强非税收入的征收，即名目众多的行政性收费。而且也会强化征税，比如要求企业预付税收，甚至不管企业营运好坏，只要开工就征税，这无疑会加重企业负担，对经济增长造成冲击。

　　在叫停地方融资平台后，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大幅增加，审计署近期公布对54个县2011年财政收入审计结果显示，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60.45％，非税收入占比超过税收收入20.90个百分点。中央政府必须狙击这种破坏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竭泽而渔的做法。

　　经济要转型必须对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行约束，过去那种由土地财政与土地升值预期推动的政府过度投资必须降温；过去不受控制的三公消费与过高的招商引资成本必须得到节制。否则，只开源不节流将压垮中国经济。

　　从制度上取消或降低三公消费是必须进行的，财政部部长谢旭人27日也公布了去年中央机关三公消费高达93.64亿元，这种行动会形成从上到下、由外而内的政治压力，但不能替代制度改革。最近有7个省市清理“吃空饷”7万多人，这表明中国有巨大的精简机构与人员的空间，以减少财政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