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治理是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治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带领全体8945万共产党员的大党执政，具有世界独特的五级政府架构(中央、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无论是治理规模，还是执政难度、政府层级，在当今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新时代呼唤新治理，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目标，全面部署“13个强国战略” 的中国特色强国目标体系，对进入强国时代的治国理政作出了新要求。
“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 ，特别是要坚持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决定了新时代治国理政必须讲求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打破“非黑即白”的二元论，坚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思维，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不同市场主体、中央地方、经济社会、国内和国际市场、不同决策主体的重大关系，主动解决好各类重大矛盾，从而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
一、处理好中国治国理政的五对关系
从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来看，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执政党，要始终保持务实精神而不是教条主义，要注重多元统一而不是二元对立，突破“对立论”和“不可调和论”，注重“和合论”，真正做到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强国治理之道、大党执政之路的独特性和原创性，决定了必须牢牢把握辩证法的统筹平衡艺术，重点关注重大矛盾和重大关系。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五对关系，即“东方巨人”成长、成熟的五大内在机制和特征：两只手(计划与市场)、两条腿(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两个市场(国内与国际)、两个积极性(中央与地方)以及两个大脑(一个内脑是党中央国务院，一个外脑是思想库)。
(一)“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东方巨人”既要有“看得见的手”，也要有“看不见的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领导人对于如何认识、处理政府与市场这一对重大关系和突出矛盾，经历了长期的反复的试错过程，逐步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要各就其位、各发所长，两手都要硬、两手都要活。“两手都要硬”，是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手都要活”，是活而不乱，充分发挥“两只手”各自的优势，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一方面，要更加注重市场规律，市场机制是经济活力的源泉，是提高企业效率的最佳途径，是配置各类资源的有效方式，要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价格机制，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职能转变，从“无所不管”(越位)转向“适度干预(定位)”，从“缺少干预(缺位)”转向“加强干预(到位)”，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职责。国之如人，“两只手”总比“一只手”要好，无论是政府的有形之手，还是市场的无形之手，并非相互割裂、相互对立、相互排斥，而是两手并用、相互补充、相互配合，从而充分利用两大优势，切实发挥两大作用。
(二)“左腿”与“右腿”
处理好各类市场主体的关系，“东方巨人”既要有“左腿”，也要有“右腿”。中国这个巨人依靠“两条腿走路”，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公有制经济的“一条腿”，也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主要基于私有经济的“一条腿”。一个人用两条腿走路，总是比一条腿走得更快、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市场主体国家，超过9000万户，形成了独特的多元化主体格局，这就需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①，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大中型企业与小微型企业、现代企业与家族企业、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正规企业与个体经济、劳动密集型企业与技术密集型企业等各类关系、各种结构的“两条腿走路”方针，各种类型企业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合作、相互竞争，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结构。
例如，从企业规模角度看，大型企业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承担了国家重大工程、重要创新的使命，中小企业则是创造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大企业与小企业通过产业链协同创新，形成新的互补性商业生态，增强各自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言，各类企业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而是“共生、共荣、共赢”的并存关系;就公共政策和市场竞争原则而言，不是“你高我低”的关系，而是“平等公平”的关系，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应享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
(三)中央积极性和地方积极性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东方巨人”既要发挥“中央积极性”，也要发挥“地方积极性”。纵观中国历史，央地关系始终是关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重大命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写道：“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的基本线索看，一是不断地放权和分权，即高度集权的中央通过一次次的体制改革向地方放权，进而发展到规范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包括财权与事权);二是制度化的集权，不断加强政治上的领导力和凝聚力。
总的趋势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而也越来越具有透明性、预期性、稳定性。总的目标是，克服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称和利益不对称，在民主与集中、分权与集权、离心力与向心力、地方活力与全国大局之间找到平衡，最终实现中央与地方的“激励相容”机制，从而有效解决全国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得两者的目标函数一致性、最大化，充分发挥好中央、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切实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分工，形成中央决策、国家规划、部门指导、省级政府总负责、地市县级政府实施的分工合作体系。一方面发挥地方的创造性，中央要相信地方，依靠地方办事，支持地方创新，帮助地方纠错，指导地方发展;另一方面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形成全国合力，确保“天下大治”、长治久安。
(四)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
处理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东方巨人”既要有“国内市场”，也要有“国际市场”。中国这个巨人依靠“两个市场”，既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又开拓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国际市场。两个市场总比一个市场大。第一，中国本身拥有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随着人均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第二，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拓展国际市场发展空间，成为世界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内对外直接投资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还是最大的国际旅游市场客源国;第三，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相互作用，国内市场需求扩大必然增加进口需求，对外出口规模增加必然提高进口能力，超大规模的国内发展空间，与世界市场形成不断扩大的联系，不断开拓新的空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开放发展本质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注重“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机遇大于挑战，优势胜于劣势，办法多于困难，必须始终坚持开放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建立国际秩序更加平衡、安全格局更加稳定、经济发展更加包容、文明成果更加不排他、生态体系更加可持续的“新全球化”。[1]
(五)“内脑”与“外脑”
处理好内部决策与外部智库的关系，“东方巨人”既要有“内脑”，也要有“外脑”。大脑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分为左半脑和右半脑，既有不同的功能，又可以同时使用，从而形成思维活动。智力资源是中国最宝贵的核心资源，又是决定成败的战略资源，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因此，“东方巨人”拥有两个“大脑”，总比一个大脑要智慧。所谓“东方巨人”的“内脑”，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它们作为中国决策的“中枢神经系统”，不仅在面对各种危机时及时作出重大决策，还为中国长远发展作出前瞻性的战略部署。随着中国决策机制的转变和优化，重大决策不断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重大失误明显减少，较小失误得到及时纠正，使得各项决策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宏观经济基本稳定。所谓“外脑”，即各类智库，智库在公共决策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力量。各类智库和专家在公共决策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决策的专业化、科学化、程序化程度不断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以及十九大都一再明确，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并明确提出：“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有效结合内部决策和外部咨询，同时开动“内脑”和“外脑”机器，使党中央、国务院的“内脑”与智库的“外脑”紧密联系，形成互动关系、互补关系，从而使国家各项宏观决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入、出台得更精准。除了“内脑”和“外脑”，还要充分发挥“人民之脑”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通过人大代表会议、政协会议等途径充分吸收人民意见，进一步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二、治国理政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改革要坚持从具体问题抓起，着力提高改革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这一改革方法论要求治国理政必须讲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因史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
(一)历史层面：因史制宜、因时制宜
从历史层面看，如何理解中国治国理政的重大关系?必须要动态地看、发展地看、“瞻前顾后”地看。不管哪一对重大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一定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的、动态变化的，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在分析治国理政的重大关系和重大矛盾时，必须遵循“三点一线”的原则，既要有对历史的回顾，也要有对现实的解释，还要有对未来的展望。无论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还是国有与民营关系、国内与国际关系，其边界不仅取决于各自本身的定位，还取决于国家发展的阶段性与历史性。因此，在处理各类关系的界限上，必须因史制宜、因时制宜。
中国发展之路，并不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康庄大道”，而是不断探索、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山重水复之路”，是一个符合汤因比所论述的“挑战—应战”模式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毛泽东说过：“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观点，悲观的观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中国领导人不仅承认变革，而且拥抱变革。邓小平提的“黑猫白猫论”就是典型，不管你是什么猫，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说法不仅说明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运用，也集中体现了中国领导人治国理念的发展动态性、阶段适应性和与时俱进。
(二)现实层面：因地制宜、因事制宜
从现实层面看，如何理解中国治国理政的重大关系?必须要全面地看、具体地看、区分主次地看。处理各类重大关系，也并不是绝对平等、五五对半开，不是完全地一视同仁、不偏不倚、齐头并进，而是要针对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群体，做到有所侧重、扬长避短，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言，政府之手通过对基础设施的硬件投资和对公共卫生、教育、知识、信息的软件投资，以及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有效促进了资源配置，纠正了市场失灵，但同时也存在过度干预、寻租等现象;市场之手以价格杠杆调节供给需求，鼓励竞争，激励创新，但在资本本身的逐利性下，也存在自发性、盲目性，进而成为对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乃至环境利益造成危害的掠夺之手。
就国有与非国有的关系而言，中国国有企业已经陆续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基本建立，正在从“大而全”向“强而精”发展。在国内层面，国有企业要更多立足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着力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在国际层面，国有企业要成为中国企业的创新者、代表者、引领者，带头“走出去”，与世界级企业展开竞争。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超大规模，已经成为创造经济总量、税收总量、贸易总量和新增就业的主体。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要更加注重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创业能力和创富动力。
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中央与地方职能作了界定，“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特别是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同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体，中央政府不仅要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还要进一步增加对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事权责任和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如增加国际发展援助、外交事务支出等);二是将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如跨区域环境治理、生态安全屏障等作为共同事权，由“中央出钱、地方出力”混合方式提供;三是将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以充分利用本地信息优势，发挥地方积极性。
三、以人民为中心是治国理政之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人民才是创造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真正英雄，追求和平、幸福、美好生活的十几亿中国人民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主角，当他们的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时，必将成为推动人类历史走向更美好明天的不竭源泉。
(一)“以人民为中心”是治国理政的核心目标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枷锁而实现人类的解放，从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结晶，其关键恰恰在于强调人民的主体性，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系统运用到思想理论和建设实践之中，将一切科学理论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归于人民。
从建党以来，党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立党之基、执政之源。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相对落后的民族群体，要想实现弯道超车，实现发展追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代表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现实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利益有机统一、高度统一，从而超越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人民二元对立的错误理论。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飞跃和升级，充分体现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国家全面现代化要服务于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宏大的国家行动要助力于具体的人民发展，十九大报告更是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二。
(二)处理重大关系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如何处理好强国治理、大党执政的五对关系，形成了一个宏大的辩证法框架、严密的对立统一逻辑、务实的全面发展思路，每一对关系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既统筹兼顾，又各有侧重。同时，处理五对重大关系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着统一的核心目标，最终目的是为了“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
第一，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看，政府“看得见的手”要始终坚持“以市场主体为中心”，提供发展规划指导信息、市场环境服务，降低各类外部成本和风险，市场主体“看不见的手”则要始终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通过更好地促进有效竞争、产品创新，带来消费者福利，同时政府之手也要更好地规范市场行为、纠正市场失灵，保护消费者权益。
第二，从各类经济结构看，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大中企业还是小微企业、正规经济还是非正规经济，要始终坚持“以就业为中心”，努力创造各类就业岗位，切实保障好每一位就业者的经济权益和体面尊严。
第三，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始终坚持公共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特别是中央层面要提供好国防、外交、生态等全国性公共产品，甚至要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
第四，从国内和国际关系看，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要始终坚持“消费者福利最大化”，各类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活动也不可以牺牲所在国消费者利益和中国形象。
第五，从政府和智库关系看，无论是“内脑”还是“外脑”，决策依据都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政府决策机关要加强与人民群众的交流联系，智库也要更好地反映人民心声，真正实现公共决策集民意、聚民智、得民心。
参考文献
[1]胡鞍钢，王蔚.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中国角色与世界作用[J].学术界，2017(3).
责任编辑：谢 庆
[作者简介] 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情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1958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六个“同时并举”，即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并举，以及工业方面的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等一整套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