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53年中国经济成功地从长期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动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运动，并于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苏联体制为原型的集中计划经济(命令经济)体制。1958年，进一步将农业生产合作社改造为“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在这种全面国有化的制度基础上，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这直接导致了1960—1962年的经济灾难和大饥荒。在1966—1976年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亿的官员和平民受到政治迫害[2]。这些极端做法，使中国社会濒临崩溃。

　　1976 年9 月毛泽东去世后，继任领导人迅速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激进领导人，果断地终止了“文化大革命”。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1978 年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宣布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那时起，中国改革逐步展开。

　　本文将对30 多年来中国改革的进程、成就和不足做出分析：第一节讨论1978—1983 年命令经济仍占优势条件下的局部改革和1984—1988 年对全面改革道路的探索;第二节讨论1992—2002年市场经济改革的整体推进;第三节讨论近10年来半统制经济和半市场经济格局的冲突;最后一节对中国改革的前景做简要分析。

　　第一节 20 世纪80年代初期的局部改革

　　和80年代后半期对全面改革道路的探索

　　改革初期，中国采取了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局部改革措施。在这项改革受挫后，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和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促进了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成长。到80 年代中后期，中国试图超越局部改革，进行全面改革的探索。

　　一“摸着石头过河”和变通性制度安排

　　20 世纪70 年代末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脱身出来后，人们急切地盼望通过改革来挽救危亡和恢复经济，但是对改革的目标和改革的方法都没有明确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派出大量代表团出访东西方各国，寻求可以汲取的经验。仅在1978年，中国就派出了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1978年邓小平访问朝鲜时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3]

　　首先映入中国改革者眼中的，是和中国情况相近，但是在20世纪中期就开始改革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当一部分党政领导人、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和学者专家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4]体制为自己学习的榜样，把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

　　20世纪70年代末，四川省率先选择了6个国有企业按照这种思想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随后国务院决定将这一改革试点进一步扩大到全国范围。1980年试点企业达到6600个，产值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产值的60%，利润占全国工业企业利润的70%。

　　“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内容与1965年苏联总理柯西金领导的“完全经济核算制”改革大体类似：一是简化计划指标，放松计划控制;二是扩大资金数额，强化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

　　在开始的几个月内，“扩权”显著提高了企业职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是，问题也很快表现出来：严重扭曲的行政性定价体系经常将企业的“积极性”引导到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相反的方向;软预算约束导致企业开支增加，财政赤字剧增，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使改革陷于困境，并引起了80 年代初期计划经济思想的回潮。

　　在那以后，“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仍然不时作为改革的一项措施被提出，但已不再有人把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改革的体制目标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被称为“摸着石头过河”[5]的局部改革策略，进行各种改革的试验。试验的要点，是在保持命令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大格局下，做出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以便“调动”民间的积极性，使满目疮痍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变通性制度安排是以下几项：

　　1. 在农村土地仍旧属于集体所有的条件下，采用“包产到户”的方式恢复农民的家庭农场。

　　70 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由具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担任领导的安徽、四川等地就顺应农民的要求实行“包产到户”。1980 年邓小平掌握中共的实际领导权以后，在全国允许农民根据自愿实行家庭承包制。仅仅两年时间，家庭承包制就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农户在“包”(即租)来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农场。从此，中国农村经济气象一新。1985 年农业总产值较1980 年增长61%[6];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0年的191 元增加到1985年的398元[7]。

　　2. 在国有经济继续保持控制地位的条件下，允许非国有企业存在和发展。

　　中国的命令经济体制与苏联相比更为严酷，是不允许任何私有制经济，包括农民副业存在的。“四人帮”被粉碎后，由于要为城镇积累的几千万失业人员开辟就业门路，在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下，中国政府从1980年开始允许个体劳动者私人创业。接着在1981年，个体企业雇工不超过8人也得到了官方政策的允许。当年7月《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指出：个体经营户必要时“可以请一至两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1983年初，许多地方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都大大超过8人，于是争论又起。一些支持旧路线、旧体制的政治家、理论家惊呼，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到处发生，要求加以制止和打击。他们从邓小平那里得到的回答是：“不争论”，“放两年再看”。这样，私营企业就在“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8]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直到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才第一次正式承认私营经济的合法存在。

　　与此同时，在农业的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农村的乡镇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这类企业在中国官方统计中属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实际上非常复杂。有些乡镇企业确实是基层政府创办的公有制企业，有些只是私营企业为获得政治保护而设法得到的“红帽子”，还有一些是产权模糊的社区所有制企业。

　　3. 在全国统一市场(integrated market)尚未形成的条件下，营造“经济特区”的“小气候”，实现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自1978 年12 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对外开放”后，1979 年中国政府确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1980 年，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5 年又决定开放沿海14 个港口城市，在沿海、沿江、沿边地区逐步形成有一定纵深的开放地带。

　　以上这类变通性的制度安排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在保持公有制经济的统治地位的同时，给予市场取向的非公有制经济生存和成长的空间。由此形成了中国早期的“增量改革”(incrementalreform)。这与东欧国家改革国有企业的战略有所不同。

　　二双重体制下的市场开拓

　　实施增量改革战略最重要的成果，是非国有经济(包括集体和私营企业)从下而上成长起来。到80 年代中期，非国有经济无论在工业生产中还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工业中产出份额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在零售商业，非国有成分的份额增长更快。到80 年代中期，民营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有约三分之一的份额。于是形成了命令经济与市场经济双重体制并存的态势。

　　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定

　　在各项变通性的改革政策取得一定成功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很快就发现，还需要有更明确的体制目标。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把中国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9]，表明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有一个原则性的认定，即市场取向。但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基本架构和运行方式，并没有给出清晰界定[10]。

　　1985 年，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基本路径。这一年中发生了四个重要的事件。

　　1. 第一次由中外合作进行的对中国经济的全面考察。

　　1984 年，根据邓小平本人的提议，世界银行组织了庞大的国际专家团队，在中方工作小组的支持下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在1985 年写出了题为《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11]的长篇考察报告。这份考察报告不但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且根据对各国经验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选方案。

　　2. 第一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的产生。

　　1985 年5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郭树清等三位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研究生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要求制定全面改革的总体规划。在赵的支持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了由9 位年轻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包括楼继伟、郭树清、许美征、王芹、刘吉瑞、李弘、邱树芳、宫著铭、贾和亭)，并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制定了《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初稿)》。按照这一“总体规划”设想，改革可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实现商品市场的价格改革为中心，配套进行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第二阶段形成完善的要素市场，取消指令性计划，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型。

　　3.“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对于中国改革的两个重大问题提出建议。

　　1985年9月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也称“巴山轮会议”)，对于中国改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国际知名专家有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问题大师托宾(James Tobin)、曾任英国政府经济事务部部长的牛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爵士(Sir Alexander K. Cairncross)、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ánosKornai)、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Brus)、原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埃明格尔(OtmarEmminger)，中方的参加者有薛暮桥、安志文、马洪、廖季立、项怀诚、高尚全、杨启先等经济官员，刘国光、戴园晨、周叔莲、吴敬琏、张卓元、赵人伟、陈吉元、楼继伟、郭树清、田源等经济学家。

　　第一，会议对中国改革宜于采取的体制目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对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分类成为议论的中心。科尔奈把各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分为行政控制(Ⅰ)和市场协调(Ⅱ)两个大类，前者又可以分为直接的行政控制(ⅠA)和间接的行政控制(ⅠB)两个子类，后者可以分为完全自由的市场协调(Ⅱ A)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Ⅱ B)两个子类。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可以选择间接的行政控制(ⅠB)，也可以选择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Ⅱ B)。匈牙利改革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主要就是长期停留在间接行政控制(ⅠB)的阶段，使企业继续处于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状态，受到国家的行政保护。他认为，其中的ⅡB是一种优势明显的经济体制模式。[12]不但外国经济学家扩展了科尔奈对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优点所做的分析，具备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中国经济学家也都认同科尔奈的分析和选择，把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ⅡB)看作中国经济改革的首选目标。

　　第二，会议对于转型期间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中国80 年代早期的讨论中，据称代表“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通货膨胀有益论”曾经占有优势地位。“巴山轮会议”解决了这些争论(并纠正了中国学者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的理解)，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中国学者和属于不同学派的外国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在转轨期间应当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应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在经济学家、经济官员取得共识的基础上，中国在1985 年制定的“七五”(1986—1990年)计划中确立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便为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有利环境的方针。

　　4. 中共中央全会接受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确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目标。

　　1985 年9 月末，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接受了经济学界研究的成果，要求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围绕(1)将国有企业改造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2)发展由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组成的市场体系和(3)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逐步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以间接调控为主等三个方面的改革，配套地搞好整个经济体系的改革，在“七五”计划期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奠定新经济体制的基础。

　　四对改革路线图的争论和政府政策的变化

　　改革目标明确以后，对于达到目标的途径和策略，却有很不相同的意见。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对待双重体制以及价格的双轨制。

　　在计划经济时代，原材料、设备等生产资料都是按计划调拨的，价格由国家计划规定。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始以后，部分国有企业获得了按市场价格出售超计划产品的自主权，新产生的非国有企业也需要从市场购买生产资料，于是形成了产品价格的双轨制。[13]

　　价格双轨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利弊兼有[14]。一方面，双重定价体制，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价格双轨制，意味着原有的命令经济体制及其僵化的计划价格制度之旁出现了一片市场的新天地，从而给经济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但是，双轨制的存在，又使企业间开展平等竞争的机制难以形成，同时会造成行政权力干预经济交易的寻租环境，导致腐败蔓延。利用权力通过转手倒卖计划调拨物资发财的“官倒”[15]腐败，毒化了市场气氛，招致了大众的严重不满[16]。这样，在80年代中后期，如何规划双重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争论的焦点。

　　大致说来，当时有两种很不相同的意见：一种是尽快放开价格、形成各种竞争性市场，为此，不惜放慢短期经济增长速度，为推进价格改革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另一种是长期保持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而把国有企业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同时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经济的短期高速增长，以便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17]。

　　在80 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倾向于采取第一种策略。

　　1986 年初，时任国务院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赵紫阳宣布当年的经济工作方针是：“在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的条件下改善宏观管理，在抑制需求的条件下改善供应，同时做好准备，使改革能在1987 年迈出来决定性的步伐。”[18]接着，他于3 月13 日和15 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都是来自“新旧两种体制胶着对峙、相互摩擦、冲突较多”的状况。他认为，“这种局面不宜久拖，而应当在1987 年和1988 年采取比较重大的步骤。要在市场体系和宏观经济的间接调控这两个问题上步子迈大一点，为企业能够真正自负盈亏，并在大体平等的条件下展开竞争创造条件，促使新的经济体制能够起主导作用”。“具体说来，明年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设计、去研究：第一是价格，第二是税收，第三是财政。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明后年应当把价格体系的改革摆在第一位。”[19]

　　根据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决定，中国政府在宣布1986年将做好准备，使改革在1987年迈出决定性步伐的同时，成立了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为首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这个负责领导经济改革方案设计的小组下设由来自国务院各部门官员和经济学家组成的“方案办”，按照赵紫阳3月讲话中指出的价格、税收、财政三个方面设计“七五”前期的经济改革方案。“方案办”在8月向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交了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贸易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和邓小平本人的支持。

　　然而，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政府的人事变化，改革的整体推进方案并没有付诸实施，在1986年秋天它被中止执行。从1987年开始，代之以全面推行国有企业的承包制，同时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维持GDP的高速增长。

　　这时，第二种观点逐渐占了上风。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双轨制的积极作用。他们说，“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创造，它提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乃至整个改革的道路[20];“双轨制”增加供给、搞活市场的积极作用正在发挥，没有必要过早地加以改变[21]。

　　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主张放慢增长速度，在创造比较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较快地进行价格改革和形成竞争性市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千家驹和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千家驹在1988年的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批评“物价上涨幅度超过了工资增长的幅度，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而价格双轨制，“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并造成“贿赂成风”。他建议改革价格体系，放开价格。放开价格是否会造成通货膨胀呢?他指出基建规模投资过大，导致了赤字财政和货币超量发行，“大量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便可以避免通货膨胀”[22]。

　　弗里德曼1988 年9 月访问中国时，向中国领导人直截了当地提出，价格双轨制“对原材料实行人为的低价不可避免地导致短缺、凭关系配给和贿赂”，是“对腐败和浪费发出的公开邀请”。他建议一方面通过控制货币增长率来制止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通过快速地全面放开物价和工资控制改变价格双轨制。他还建议，尽快实施汇率自由化，以及用分散的私人控制取代政府的集中控制[23]。

　　遗憾的是，这种改革战略并未被中国领导人所接受。在改革停顿和货币超发的情况下，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的矛盾变得相当尖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投资来支撑高速增长，不可避免地造成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压力剧增。在发现价格改革绕不过去后，1988 年夏又试图在已经出现零星抢购的情况下进行价格改革，结果8 月份价格和工资改革刚一宣布，就爆发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潮。1988 年和1989 年的居民消费品物价指数高达18.8% 和18%。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全面抢购，败坏了改革的名声。

　　第二，强大的命令经济与处于从属地位的市场经济“双轨制”，生产资料、利率、汇率“双轨制”，形成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根据一位经济学家的估算，1988年，中国普通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国家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三项合计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24]巨额租金使利用支配资源的行政权力谋私利的腐败行为迅速蔓延。

　　通货膨胀和腐败滋生引起了大众的极大不满，随后，出现了改革开放“开倒车”的异动。

　　第二节经济改革的整体推进

　　在1988年和1989年之后，中国改革完全陷入停顿，主流媒体把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提升到“姓社姓资”的政治高度，对“市场取向的改革”(market-oriented reforms)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某些在中国政府担任重要职务的“政治家”、“理论家”[25]声称，“市场化”乃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说“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26]。在实际政策方面，他们也采取实际步骤，压制民营经济，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强化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后果，最突出的就是经济增长率的大幅下降和就业的困难。如1989 年和1990 年，GDP 增长速度只有4.1%和3.8%。这对于一个依靠增长速度来支持繁荣甚至正当性(legitimacy)的国家来说，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正像邓小平所说，“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是一个“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问题[27]。

　　为了避免在经济和政治上出现新的危机，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做出了决定：重启市场经济改革。

　　一市场经济目标的重新确立

　　在1990 年12 月到1992 年1、2 月份，邓小平先后讲话，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要“搞点市场经济”。在《邓小平文选》中可以看到，从1990 年末到1991 年初，邓小平两次发表关于市场经济的重要谈话。一次是1990 年12 月24 日，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开会前夕，他在同中共中央负责人江泽民等谈话中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28]另一次是1991 年1 月至2 月间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的谈话，他强调：“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29]

　　与此同时，中共一些支持改革的领导人也开始更加严肃地研究如何重启市场化改革问题。1991年10月到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召开了11次座谈会，和经济学家一起讨论国际和国内的重大问题。其中花了一半的时间讨论“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专家们不约而同地反驳了回归命令经济的主流论调，主张改革的市场化方向。[30]

　　1992年1月到2月间，邓小平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行动，到中国南方几个城市视察，直接面对基层领导人发表讲话，重申“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31]邓小平的讲话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

　　随后，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提出把改革要建立的新经济体制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批评有些人“很少看到市场对激励企业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看不到市场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看不到它对优化资源配置所起的促进作用”;强调“市场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它通过竞争和价格杠杆把稀缺物资配置到能创造最好效益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带来压力和动力”。[32]江泽民的讲话得到与会高级干部的热烈欢迎。

　　1992 年10 月，中共十四大正式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33]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形成了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共识。

　　二实施新的改革战略：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后，改革并没有全面展开，各级政府主要热衷的还是增加投资和上投资项目。1992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较上一年增加40%，1993 年进一步增长50%;1993 年的居民消费品物价指数(CPI)上涨达14.7%。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政府一方面拟定一揽子措施抑制经济过热，另一方面组织力量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方案设计工作。

　　1993 年6 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16 条”)，整顿金融，强化宏观经济调控，成功抑制了过热的经济，为1994 年全面改革的出台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

　　为了对改革进行总体规划，1993年5 月建立了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文件起草组，负责市场化改革总体规划的起草工作。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还派出有300多人参加的16个调查组，到各地方、各部门深入调查，写出背景材料供文件起草组参考。

　　6月中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和世界银行在大连召开“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会议参加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斯特恩(Nicholas Stern)和“台湾经济奇迹重要推手”李国鼎(K. T. Lee)等中外著名学者。这次会议讨论了提高存贷款实际利率至正利率水平、推行信贷额度限制、进行汇率并轨、价格改革等多项中央政府拟议中的改革。

　　经过150多天的努力，八易其稿，文件起草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推进改革的总体方案，即《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既是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具体展开，也是全面改革的行动纲领。《决定》提出“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改革战略，要求在市场体系、企业制度、财政税收体系、银行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和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以期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按照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图，全面改革迅速展开。其中，改革进度和实际效果最为突出的，是汇率制度改革。

　　1993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1994年1月1日开始取消双重汇率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求决定，中央银行只在汇率波动超过一定幅度时通过入市买卖外汇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1994年1月1日的汇率为1 美元兑8.72 元人民币，低于汇改前调剂市场的低端汇率，比高端的官定汇率1∶5.76 贬值51%。从那时起直到1997 年10 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有所升值，达到1∶8.28 的水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照顾到亚洲邻国稳定人民币汇率的要求，保持人民币汇率不变。但自此之后，人民币汇率机制实际上变成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直到2005 年7 月21 日进行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开始缓慢升值以前，一直维持在1∶8.27 上下。

　　随着汇率改革的成功推进，1994年后中国进出口贸易持续快速扩张，贸易收支也改变了过去逆差年份多于顺差的状况，出现持续顺差的局面(见图1)。特别是2001 年11 月中国正式获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历时15 年的谈判过程中，中国大幅度降低了关税壁垒，废止了进口配额，贸易保护程度大为降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按照协议，从2002年1月1日起降低了5300多个税号商品的进口关税，平均关税由15.3%降低至11.3%，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市场。出口导向政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除了汇率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规定的其他领域改革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经过这一轮改革，统一的(integrated)商品、信贷、外汇等市场初步建立起来了。

　　三世纪之交的所有制结构变革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是整体改革的又一次突破。这次大会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所有制结构重组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随着90年代改革的推进，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显重要，而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这引起了坚持改革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政治家”、“理论家”的极大不满。他们强调，“科学社会主义把全民所有制(即国有制)作为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尖锐地批评市场化改革使“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背离了社会主义。[34]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支持者给予了正面回应。他们建议，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而不在于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公有制有多重形式，不应把国有制作为“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有限的国有资本支撑不住过于庞大的国有经济的‘盘子’”;因此，“国有经济要收缩范围……从一般的竞争性部门向国家必须掌握的战略部门集中”。[35]

　　1997 年9 月的中共十五大对争论给出了收缩国有经济范围的结论[36]。它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则被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还要求按照“三个有利于”[37]的判断标准，对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国有资本逐步收缩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1999 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所谓“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限制在以下范围内，这就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38]。

　　1999 年，中共十五大的以上决定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根据以上规定，世纪之交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所有制结构调整。除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转制外，绝大多数原来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的数以百万计的乡镇企业几乎悉数转制成私有企业。这样，中国经济从国有经济一家独大的结构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除少数垄断行业外，民营经济一般居于主要地位;在就业方面，民营企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见表3)。

　　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的初步建立，解放了久为僵化的命令经济制度所约束的生产力：

　　第一，平民创业获得了一定的空间。随着改革的推进，私营经济获得了活动空间，民间长期被压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积极性喷薄而出。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户私营企业，成为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推动力量。

　　第二，大量原来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民间创业活动的活跃，生产要素从效率较低的产业向效率较高的产业流动。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全国有高达2.5 亿左右的低就业状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从事工商业;同时，也有相当于爱尔兰国土面积的约7 万平方公里的农用土地转为城市用地。

　　第三，20 世纪90 年代，随着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实施，利用发达国家储蓄率偏低造成的机会，中国扩大出口，用净出口(netexport)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四，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引进外国的先进装备和先进技术，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在过去200 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度增长得到了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在上述力量的推动下，90 年代下半期，中国经济开始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见图2)：

　　第三节三岔路口上的中国经济

　　20世纪末，中国宣布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改革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命令经济的遗产在经济体系中仍然严重存在，国家部门(state sector)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据主导作用。事实上形成的，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制度格局。在这种体制下，经济和社会矛盾日益积累，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问题。

　　一“半统制、半市场”经济体制和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官、产、学各界人士共同认可的中期改革目标，是建立类似日本等东亚国家“二战”后建立的所谓“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政府承担较之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新旧世纪之交，中国大体上实现了这一目标。

　　不过，和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不同，中国经济体制从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The State Syndicate)或东欧学者所说的“党国大公司”(The Party-State Inc.)演变而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国有经济掌控国民经济命脉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较之日本、新加坡等国当年的“威权发展主义”(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要严密得多：

　　第一，虽然到21世纪初期全国中小型国有企业和包括基层政府拥有的乡镇企业已全面转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也并不占优势，但国民经济的“命脉”(commanding heights)[39]仍然由国家牢牢地控制着。在电力、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国有企业继续处于垄断地位，而且这些企业的治理结构也保留着命令经济时代的某些基本特征。

　　第二，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它们运用手中的巨额资源，通过自己选中的企业营造GDP 短期高速增长的政绩。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对权力运用缺乏有效的约束。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的行政干预。

　　这种“半统制、半市场”经济体制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一种前途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并加强自己在提供公共产品和进行市场监管等方面的职能，使在规则基础上运营的现代市场经济逐渐成长起来。另一种前途是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强化，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不断扩大，“半统制、半市场”经济蜕变为政府掌控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中国的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难免不进一步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的改革者对于体制缺陷及其对经济运行造成的消极影响知道得十分清楚。正像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的，现有体制在许多重大方面“还不完善”，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为了扫除这些障碍，这次中央全会通过决议，要求进一步推进改革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40]。然而，在经济似乎日趋繁荣的情况下，处于掌权地位的人们很难割舍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很难下决心切实推进改革。2003年的中共中央决议并没有真正执行。

　　改革放慢的另一个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市场的思潮在中国社会始终有着深刻的影响。20世纪后期腐败的蔓延和贫富差别的拉大，使早已被大多数中国人抛弃的“极左”思潮在部分人中重新获得影响力。一些旧路线、旧体制的支持者全面批判1978年以来的改革路线，宣称许多社会问题都是来源于市场化改革，要求重新回到集体化、国有化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老路上去，希望用“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中国社会问题。[41]

　　于是，新旧世纪之交建立的经济体制并没有向进一步完善的方向发展，反而出现了向国家资本主义蜕化的趋向。这突出表现为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在中国的兴起。

　　二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的兴起

　　国家主义的强化与进入新世纪后城市化进程加速直接联系在一起。在农村土地属于集体而城市土地属于国家的现行法律规定下，政府可以用极低的价格征购土地。运用这种办法，各级政府取得了数以十万亿元人民币计的资源，大大增强了政府的权力和国有经济的实力。

　　不仅如此，由于新旧世纪之交的国有企业转制过程缺乏透明的法治框架而是由行政力量主导，这就给了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鲸吞公共财产的机会。公众对权贵私有化的不满，本来应当是推动市场化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反倒为鼓动大众反对改革和加强国家控制增添了理由。

　　2006 年12 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布加强中央国企控制力的新部署[42]，随后，国资委负责人提出，国有经济要在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用航空、航运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对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在内的“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随后在一些产业和地区中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国有控股或国有独资企业对民营中小企业展开了收购兼并，其地位进一步强化。

　　随着国有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强化，与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相反的一种替代方案开始在中国流行。一些支持者把这种替代方案称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强势政府“驾驭”市场、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他们说，“中国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和政策，因而创造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2010年的“高铁”开通、重庆市连年高达15%左右的GDP年增长率等“奇迹”，而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2009—2011年，“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一直在上升，“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尖锐地摆到了中国的领导和大众面前。

　　从实际情况看，国家资本主义和威权发展模式虽然取得了某些短期经济绩效，却并没有使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有所改善，相反，大大加剧了经济和社会矛盾。

　　从经济层面上说，最突出的就是靠强势政府和海量投资支撑的威权发展主义所造成的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恶果日益累积。

　　2003年以后，各个地方都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投资，要求实现产业的“重型化”，希望用这种方法来支撑GDP的高速度增长。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确实短期能够维持高速增长，但长期来看这种增长不可持续。近年来这种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愈演愈烈。仅就能源来说，1990—2010年，中国的年均能源消费增幅为6.6%，其中2001—2010年能源消费年增长率高达11.6%[43]。2009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更是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

　　同时，国民经济的投资率居高不下，达到接近50%的程度(见图3)，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明显下降(图4)。为了创造更多的外部需求，政府在2005年前采取了抑制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政策;2005年7月开始了爬行式升值。为了控制人民币升值速度，中央银行买入了大量的外汇，同时释放出巨额流动性，M2/GDP数值迅速攀升(见图5)，造成了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

　　此外，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逐步消失，以及随着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向发达国家接近，为了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中国愈来愈需要依靠自主创新和实现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到效率驱动的转变。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提高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减速。

　　从社会政治层面上说，强势政府推动下的增长引发了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由于政府手里掌握愈来愈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官员利用权力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和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权力寻租的庞大基础，腐败就以制度化的方式迅速蔓延开来，甚至一些地区和部门买官卖官(买卖寻租权力)成为常规。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党政机关希望通过加强权力来遏制腐败，结果造成了寻租活动加剧。根据一位经济学家的估计，与2005 年比，2008 年中国的“灰色收入”[44]扩大近一倍，占GDP 的比重高达15% 左右。这些灰色收入主要来源于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分配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等行为，其分布高度集中，严重恶化了收入分配。[45]

　　第二，由于投资占GDP 的比重愈来愈高，与之相适应的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长期下降，各类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这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居民的贫富差距。根据李实的估计，2003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2007 年则提高到0.48，校正抽样误差(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群)后，这一数字高达0.52[46]。即使按照国家统计局2013年公布的数字，中国2003年以来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也始终高于0.47，民间则广泛认为其数字存在低估的倾向(见表4)。

　　于是，由于强势政府干预拉动增长带来的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近些年来中国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着社会动荡。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阻断这一过程，中国可能会锁定在从国家资本主义到权贵资本主义的路径中。

　　第四节2013年：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开始

　　2011年以后，中国政治和社会态势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中国向何处去”争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倒退没有出路。另一方面，前几年被掩盖的问题逐渐显露。例如，建设高速铁路造成的巨额贪污和浪费震惊了全国人民。2012年重庆的事件也警示了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的危险。这样，2012年春季以来，中国改革气候开始“回暖”，出现了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愈来愈多的人要求重启改革议程，而且许多人认为，下一轮改革不应局限于经济改革，而应当通过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探索。例如，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灵活措施，逐步走向存贷利率的市场化。中国证监会正在采取措施改变实质性审批为主的监管方式，走向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为主的合规性监管。上海市正在执行国有资本退出几十个竞争性行业的计划。广东省的一些体制创新也很值得注意，其中包括：(1)从深圳市开始的民间组织无主管设立改革，已经在广东省全省实施。这为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走出了最初的然而十分重要的一步。(2)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允许下，广东从今年开始进行宽松商务登记试点。这可能成为“法无禁止即自由”取代“普遍的行政准入制”的开端。

　　2012 年11 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要求，“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可能意味着重启中国改革走出了第一步。同年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在2013 年“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目前，各界人士正在对新一轮改革的总体规划和改革思路进行热烈的讨论。虽然由于“左”的意识形态传统和近些年来凭借权力致富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腐败行为日益猖獗，下一步的改革肯定还会遇到重重阻力和障碍，但是踏上新的改革征程，逐步迈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的前景也值得期待。

　　(节选自吴敬琏《改革大道行思录》，20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本文为作者与范世涛合作，收入Gregory C. Chow(邹至庄)和 Dwight H. Perkins主编的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Chinese Economy(《中国经济指南》，London：Routledge，2015)一书中。

　　[2]中共领导人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时期)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参见叶剑英[1978]：《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载《叶剑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6—601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4]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源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并对苏联东欧国家改革有重大影响。根据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位主要倡导者W. 布鲁斯的定义，它是这样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模式，即生产资料归国家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遵循市场规则。参见W. Brus. Market Socialism(“市场社会主义”)，in JohnEatwell et al. eds. The New Palgrave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Ⅲ，Macmillan Press，1987，p.337。

　　[5]在1980 年12 月16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领导人陈云在报告《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中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针(参见《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2 页)。

　　[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 年，第228 页。

　　[7]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1年)和《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计算。

　　[8]邓小平在1984年10月回忆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见邓小平[1984]：《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页)1992年，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见邓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9]“商品经济”是俄语中对市场经济的称呼。

　　[10]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对于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给出了两项基本内容：第一，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第二，“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11]世界银行1984 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年。

　　[1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 年，第1—4 页。

　　[13]1984年5月，国务院对国有企业自销的生产资料价格有过不应高于或低于国家定价20%的规定。实际上，这种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遵守。从1985年1月1日起，政府正式取消了这一限制。

　　[14]吴敬琏、赵人伟(1986)：《中国工业中的双重价格体系问题》，载《吴敬琏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79—494页。

　　[15]有权力背景的人将其用低价购买调拨物资的权力卖出，获得高额收益。这种人被民众称为“官倒”。

　　[16]《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

　　[17]关于经济学界对两种不同改革策略的论证，可参看吴敬琏(2010)：《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 年，第80—81 页。

　　[18]《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6 年1 月13 日。

　　[19]见赵紫阳1986 年3 月13 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和3 月15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打印稿)。

　　[20]华生等：《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

　　[21]华生等：《经济运行模式的转换—试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

　　[22]千家驹(1988)：《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的几点意见》，载《海外游子声》，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2 年。

　　[23]Milton Friedman(1988). Memorandum from Milton Friedman to Zhao Ziyang.Reprinted in Miltonand Rose D. Friedman.Two Lucky Peopl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p.607-609;中译文见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几点意见》，《改革》杂志1988 年第6期。

　　[24]胡和立：《1988年我国租金价值的估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5期。

　　[25]这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的用语，指支持毛泽东时代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某些领导人。见邓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

　　[26]王忍之：《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12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建理论研究班的讲话》，《人民日报》1990年2月22日及《求是》1990年第4期。

　　[27]邓小平(1990)：《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356 页。

　　[28]邓小平(1990)：《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 页。

　　[29]邓小平(1991)：《视察上海时的谈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7页。

　　[30]陈君、洪南编：《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

　　[31]邓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32]江泽民(1992)：《关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载《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198—205 页。

　　[33]江泽民(1992)：《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载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10—11 页。

　　[34]《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标志及怎样才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当代思潮》1996年第4期。

　　[35]吴敬琏、张军扩、吕薇、隆国强、张春霖：《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思路》，《改革》杂志1997 年第5 期。

　　[36]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 月12 日)。

　　[37]邓小平在1992 年的“南方谈话”中提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在于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在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 页)。

　　[38]《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9 年9月22 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

　　[39]无产阶级国家在一切条件下都要掌握国民经济“命脉”(Commanding Heights，即能够左右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是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1921 年初，在战时共产主义造成的艰难形势下，俄共不得不开始执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恢复私人贸易，向市场经济退却。俄共内部有一部分人认为这将危及俄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俄共的统治地位。列宁在1922年11 月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对这种质疑做出了回答。他说，俄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由于无产阶级国家掌握了一切“制高点”，掌握了土地和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就完全可以保证经济活动仅仅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展开，而且国家还可以随时对政策做出改变。因此，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对俄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和俄共的统治地位是毫无危险的。《列宁全集》和《列宁选集》中文版将德文Komandohohen译为“命脉”。

　　[40]《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

　　[41]2003—2010年，“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发表了大量批判市场化改革和要求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言论，并得到一些人的响应。

　　[42]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2006 年12 月5 日)。

　　[43]BP(英国石油)：《BP 2030年世界能源展望》(BP Energy Outlook 2030)，伦敦：英国石油，2012年，第47页。

　　[44]灰色收入主要指两类收入：一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二是实际上非法，但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非法的收入。

　　[45]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比较》辑刊2010 年第3 辑。

　　[46]李实、岳希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财经》2004 年第3 期、第4 期;李实、罗楚亮：《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经济研究》2011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