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选人用人诚然断不会再现“孙供奉”“王烧饼”“饽饽状元”之类的奇观，但由于主体人的境界、胸襟、水平、阅历、喜好等差异和从政环境存在局限，在有的地方有的部门尤其是一些“小国之君”那儿依然还会人为地搞出这样或那样的“遇”，以至出现某种现代版的“一笑君王便着绯”。
偶翻晚唐绝句，诗人罗隐的一首《感弄猴人赐朱绂》，让我思绪如钢花四溅。此公原名罗横，抛却美好的家乡烟月，十几年十余次赶考，但十举进士而不第，愤而改名罗隐。与之形成讽刺的，是唐昭宗的一个随驾技艺人——耍猴的，为了取悦皇上，把一只猴子训练到可以跟朝站班的地步，昭宗一高兴，封之为“孙(狲)供奉”，五品官的绯红袍穿上了。于是，罗隐诗云：
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
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
寒窗苦读十二三年，竟然不如一个耍猴儿的。严肃的荒唐，怨愤的嬉笑，辛酸的闹剧，不平的藐视。“何如学取孙供奉”?无疑是罗隐留给今人的一个千年之“问”。
其实，以罗隐的学识与聪明，不可能不知道，“一笑君王便着绯”者，孙供奉不是第一人，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人。汉文帝时的邓通，不过是宫廷中一个会划船的仆役，就因为模样长得与刘恒皇帝梦中助他登天之人相似，且邓与登天的“登”音形皆近，立马儿被皇帝留在身边伺候，不久便平步青云，被封为上大夫。王莽时卖烧饼的王盛更是有趣儿，早上出门卖烧饼还因生意不好犯愁呢，晚上却因名字与王莽新朝“金匮天书”上的辅佐大臣相同，一下子被拽进宫中变成了王莽新朝的前将军，爵封“崇新公”。其情景，就像现代版的央视砸金蛋――飞来的横福。
罗隐身后也有不少类似的奇葩：明洪武十八年，会试后的前三名依次是黄子澄、陈子宁、花纶，焉知，放榜时，状元却变成了丁显。原来，殿试时，朱元璋发了话：“我夜间做了一梦，神仙告诉我，本年的新科状元姓丁。”主考大臣连忙翻阅试卷，找了许久，终于找到一个叫“丁显”的人，但此人名次靠后。朱元璋得到报告，高兴地说：“此人姓丁名显，自然应‘显’，状元就该他做。”于是，丁显便雄居鳌头。清康熙三十六年，例行科举考试时，考生李蟠是个彪形大汉，饭量惊人。入场考试时，他怀揣着三十六个饽饽。应试的进士都在傍晚前按时交卷出场，惟有李蟠独留殿前，临场护军多次催他交卷，李蟠含泪求情：“毕生之业，在此一朝，幸勿相促，以成鄙人功名。”直到四更天才交卷，三十六个饽饽也吃得精光。主考官当个笑话奏报了康熙，康熙帝认为李蟠是一个“苦心之士”，当即决定钦点为状元，李蟠因此被世人称为“饽饽状元”。翻一翻古书典籍，学问高深的朋友保准还可再举出一些。如事子反的窃簪之臣，事孟尝君的鸡鸣狗盗之客,会踢蹴踘的高俅，会斗蛐蛐的贾似道，等等。这些人物，从本质上看都应与罗隐笔下的“孙供奉”归于一类。
那么，是什么让这些人交了“狗屎运”呢?东汉学者王充的《论衡》说得很明白：“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这个“遇”，就是君王的赏识。遇上了君王赏识，虽“抱洿行”，也能“尊于桀之朝”;不被君王赏识，即使你“持有洁节”，却也会“卑于尧之廷”。能带兵打仗的伍员和卖国求荣的帛喜，俱事吴王夫差，帛喜受到重用，伍子胥却被诛死，主要原因取决于夫差的好恶;伊尹和箕子都是有名的人才，伊尹当了宰相，箕子则成了奴隶，原因是伊尹遇到了成汤，而箕子遇到了商纣。所谓“机遇弄人”，在封建家天下、皇权专制的情势下，说到底乃是君主的选择弄人。“夫能御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尧、舜也。”(《论衡》)这个“遇”看起来，有时候“犹拾遗于涂，摭弃于野。”但从根本上讲，与君王的才干、境界、好恶相关，至少是一个折射。
乾坤已非昨日。今天的选人用人诚然断不会再现“孙供奉”“王烧饼”“饽饽状元”之类的奇观，但由于主体人的境界、胸襟、水平、阅历、喜好等差异和从政环境存在局限，在有的地方有的部门尤其是一些“小国之君”那儿依然还会人为地搞出这样或那样的“遇”，以至出现某种现代版的“一笑君王便着绯”。颇具代表性的，如在群众中一度流传过的那个用人调侃：“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表明，失去了对民主、法治的尊崇，一些冠以“人民公仆”称呼的现代领导所制造的“遇”，与封建专制滋生的“遇”并没有质的差别。故而，罗隐一千多年前留下的“问”，于今天仍有着现实警示性。
防止“一笑君王便着绯”的用人现象再现，需要把控的环节很多，最关键的不外乎三条：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不拘一格选人用人，确保“位必使当其德，禄必使当其功，官必使当其能”为一条，它规范着选人用人的标准;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不拉小山头、不搞小圈子、小团体，广开进贤之路又为一条，它决定着选人用人的视野;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在选人过程中讲纪律、执公正，重群众公论、重规定程序，还可为一条，它规制着选人用人的作风，亦即过去常说的“用好的作风选作风好的人”。这三条坚持和落实了，就会有效防止和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以形成清风正气的政治生态;就会营造起“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的生动局面，真正“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或许，这正是罗隐的千年之“问”所期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