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行为 有限理性 价值传导 关系扭曲 预警模型 现代化 经济体系
在复杂经济体中，经济行为人的经济价值取向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这一定程度地产生了投资、生产、供给、消费的价值传导阻滞、经济关系的错配和不平衡。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到资本过剩的阶段后，产能过剩是一种必然的经济现象，只是在不同经济体中过剩的程度有所不同。我们站在经济行为人有限理性的现实基础上，试图通过挖掘产能过剩的机理，构建长效性经济预警模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关系的动态平衡，降低产能过剩对经济运行的冲击程度。
一、中国产能过剩的现状
改革开放前期，中国处于资本短缺阶段，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资本开始积聚，资本的积聚极大地激发了产能发展。产能过剩就其暴发程度而言，分为单元性、结构性和系统性产能过剩，当前从中国经济的总体而言，考虑国内外两个市场，中国的产能在一、二、三产业都存在，总体处于结构性过剩水平以下，商品单元性过剩发生覆盖率较大，上下游产业的结构性过剩发生覆盖率中度，经济体的系统性过剩发生覆盖率较低。
产能过剩，在经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产业、不同成熟度市场发生的类型是不同的，第一种类型，劳动密集型产能过剩;第二种类型，资本密集型产能过剩;第三种类型，技术密集型产能过剩;第四种服务型产能过剩。“过剩”大多发生在热门行业、低技术门槛的产业及行业、短平快的应用行业、短期高利润行业中，过剩并非只发生在落后产能、旧形态经济中，在先进产能、新形态经济中也会发生，是个动态的、持续过程，当前过剩产能具体分布态势图谱是：钢铁业、 船舶制造、 水泥业、玻璃业、房地产业等技术门槛低的行业，形成了严重的堵塞性产能过剩;某些曾经的“中高端技术”行业， 在技术瓶劲被突破后，也滑向准低技术门槛的行业，因此也出现了过剩信号， 如光伏行业、手机制造、家用电器、传统汽车制造;而在高技术行业，由于门槛高，仍处于发展上升阶段，还没有出现产业“堵塞”，像智能制造、高新材料、大型航空器制造、燃气涡轮类动力装备、核电设备及系统、 高铁设备及系统、 网络大型服务器 、创新性电子消费品 、新趋势汽车制造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端服务业、新兴业态中，也出现了过剩的苗头，如金融资本服务业出现的“金融挤出”、共享经济出现的共享单车在城市中的无节制扩张、泛滥，就是一种新形式的产能过剩。
二、产能过剩的本质
产能过剩的本质：是投资、生产、供给、消费价值传导的阻滞，是经济关系的错配和不平衡。具体讲，在经济行为有限理性的实际情况之下，极大充裕的资本对产业价值链形成非理性激发效应，出现经济信号传导与产业价值链传递不通畅，存在产品品质升级速率与消费品质升级速率的不匹配、不平衡，形成生产者既定供给能力严重大于消费者收入、偏好容许的现实和预期消费能力。进一步来讲，在一定区域空间内，业己形成的生产供给能力，不能被环境容纳、物流输导、市场消化。不能被环境容纳，是指环境不能承载、生产要素不能有效匹配;不能被物流输导，是指产出不能被物流顺畅扩散至广阔市场;不能被市场消化，是指产出与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消费体验不相匹配，超出了市场实际需求数量，造成商品的规模化积压、废弃、闲置。
三、产能过剩形成的经济学机理
经济行为人的单体对某个具体经济行为是有限理性的，经济行为人群体的经济活动宏观上也是有限理性的，这不可避免地产生经济行为人所创设的经济关系的错位、扭曲、不平衡，特别是在资本门槛、技术门槛被突破后，创新速率大为提高，新兴业态不断涌现，提高了产能过剩的乘数， 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错位、扭曲与不平衡，在宏观上就表现为静态量的经济产能过剩，且在济发展过程中迭代出现新的产能过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具体成因是：
(一)国际原因。
1，逆经济周期的货币超量刺激。世界经济客观存在周期性波动， 在世界经济处于波谷阶段时，货币刺激成为世界各国普便采用的干预手段。在这一大背景下，当前世界产业经济，被超量货币刺激而进入全局性生产过剩时期，中国经济无可避勉地被世界经济过剩格局深度影响，这是中国产能过剩国际原因。
2，经济板块深度博弈。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国竞争进入新阶段，世界贸格局深度变化，美欧开始以贸易避磊与中国展开竞争，美国推进TPP，把贸易避磊推升到新的高度，这种动向深度影响了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体系，使国内经济步入整体产能过剩的新时期。
3，国际产业比较优势转型。改革开放初期，因劳动力成本低，中国吸纳了超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埋下了劳动密集型产能过剩隐患，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这种劳动力密集型产能的过剩逐步显现，随着国际分工的格局的调整，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中国产业升级的内在需要的迫切性增强，进一步凸显了旧产业分工格局下的落后产能过剩。
(二) 国内因素。
1，资本过剩极大激发生产力 。当一种大宗产品的技术门槛被突破后，这类产品就很快形成产能过剩，通用工业生产技术的成熟，资本的过剩，大规模投资成为常态，二者力量叠加，极大的推进了产能发展，导致绝对产能过剩。
2，存在收入抑制与消费不足。产业与人才不配称，对就业率和收入的抑制。中国的经济生态中，高、中、低端产业三个圈会长期共生，中国的劳动力资源生态中，高、中、低端人才三个圈也会长期共生;经济生态与劳动力生态二者存在不配称性，产业的升级需求超越了人力资源的升级速率，产生高层级对低层人力资源的就业踩踏，导致了低端人力资源就业的不充分性，影响了低层人士的收入。社会成本的高启，对消费信心产生抑制。大教育(原始的员工培训)成本，大医疗(员工生产力再生成)成本较高，从而使居民的生活成本较高。加之，生产供给结构(商品档次)与消费需求结构(消费档次)的对应比例失衡，导致消费的矛盾性抑制。这些总体上影响了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
3 ，产业发展理念的不可持续性。生产企业的发展模式存在问题，落后的价值观是：“一夜暴富”，没有“在干事业中创新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想信念，而是把投资集中在低技术的短平快的项目上，形成潮夕现象，导致一哄而上，一上就过剩的局面。
4，行业性经济预警不力。在产业处在产能过剩的前期，行业部门缺乏前瞻性研究，不能发出成熟的研究报告，没有通畅的预警发布渠道，因此，不能对产业界提供早期预警。
5，体制性经济信号传导不灵。 中国尚没有形成成熟的统一大市场， 没有形成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 ，产业和经济政策指导滞后，市场信号传导不畅 ，地方割据盛行 ，落后产能存在行政保护，使产能过剩不能靠市场力量和早期预警而得到及时化解。 这种因为信号传导不灵，导致的堵塞，在经济领域广泛存在。在经济的运行中，某个行业因为利润不错而开始热起来，导致投资者一哄而上，这时候如果对几个经济指数进行测量，是容易检测出来“出现局部过热”的， 但由于市场传导的滞后性和宏观预警的不敏锐性，再加上市场的碎片化、市场的割据性、地方利益的自我封闭性、部门利益的短视性、技术的低门槛性等等，从而产生了经济运行中的产业及行业堵塞。
6，税制对产能形成畸形驱动。地方有推进产能扩大以获取更大税收利益的原始动力和极大积极性，这导致先进产能的同质化建立和落后产的保护性建立，形成了对过剩产能的行政性本位支撑。
7，物流体制落后阻滞产能消化。 物流过程中的效率低下，导致物流不畅，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使产能无法在大市场内及时消化，导致局部性产能过剩。
8，信息透明加速落后产能的显性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消费者可以了解到全国、乃至全球的产品，用户已经不再局限于“货比三家”了，而是成千上万家，电子跨界“海淘”极大便利，在这个背景下， 国内同质化落后产能的库存量不断加大， 落后产能更加显性化。
四、构建有利于压制新产能过剩和化解其冲击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
鉴于经济行为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的有限理性和经济体的复杂性，这指示人们，在力图尽可能降低产能过剩时经济的冲击时，单靠一种手段并不能完全奏效，而应当构建多个协同性机制，予以协同应对，以有效地压制新产能过剩的烈度，化解新产能过剩对经济健康运行的阻滞力。为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科学构建产能评估预警模型，全面构建能够保障投资、生产、供应、消费之间价值传导、市场信号传导通畅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关系的再平衡，引领市场经济的平衡、充分、健康、持续发展。
(一)构建高灵敏度产能评估预警模型
要构建科学的经济这行评估预警模型，充分挖掘经济运行中形成的大数据，构建评价产能过剩的标准，对这些标准进行结构化、量化处理，最终形成科学的变量体系;在不断优选的基础上确定适配的数学模型，设计智能化的软件处理系统，对各个子系统的计算结果进行结构化处理，确定精当的权重值，再运用现代的大型计算工具加以运算，获得的综合数值，对复杂经济体中投资、生产、供给、消费等运行状况进行科学评估。在运用模型评估的基础上，经济综合管理机构要充分发挥智库和经济评级机构的作用，以调研为依据，从分析旧产能过剩的原因入手，对新经济运行中的经济指数传感器进行优化升级，以更灵敏地检测出“出现局部过热”趋势，主动向市场发出“指数”预警， 辅之以适度的柔性干预; 行业组织要担负起行业指导职能，对经济数据和产业传感器进行时时监控和测量，对全产业链大数据进行分析，及时向行业发布预警信号，在形成产业堵塞之前施以市场引领疏导，防范出现新的产能过剩。
(二) 构建智慧型“大资本”体制机制
构建健康而有活力的“大资本”与产业互动体制。一是优化调整财税供养结构，以壮士断碗的勇气，转变社会治理理念，降低社会资源的财政化率， 压非降费，优化结构， 在保障教育、国防、社会公共养老的情况下， 降低财政供养人数和资费水平，形成精减效能适度的财税供养体系，从而降低地方政府因财税利益而对落后产能和房地产的保护力度。二是制定精当的货币金融调控规则，推进金融业自身的改革发展，明确“金融业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而实现自身发展”的金融定位，教育金融机构树立“获取当前利润不能损害长期利润”的战略性发展理念，加强金融体制建设，构建“金融市场的细分、中小微民营银行的准入和成长、金融技术的应用和成熟”的基本金融与新金融共同繁荣的市场格局，使实体经济的各类企业都能找到适合自己金融机构和服务产品，以增强便利性和对位性，降低金融成本，对金融投放方向实施多元化引领，金融监管层面对资金流的监管和引导，确保经济结构改革意图的有效执行，推进金融市场的“规则正确”，以维护良性的金融秩序，实行税、费、利率差异化按排，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的成本，特别是降低中小微实体经济企业的融资成本。三是推进成熟的股票、债券资本市场建设，提高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降低企业杠杆，营造与经济动态发展相宜的货币、金融、资本生态， 精准引导货币与资本流向代表产业方向的发展领域，有效规避“金融挤出”，确保实体经济得到“健康向上”的金融秩序的滋养浸润，使金融资本流与产业经济流得到有效配置。
(三)构建包容性的成熟市场体制机制
1，深度开发国内消费市场。一是构建统一大市场，以自由市场为经济运行机制，充分尊重市场的基本发展规律，对各发展要素进行有效配置，打破城乡壁垒、行政区化壁垒和利益壁垒，实现国内市场的一体化、人力资源一体化。二是增强国民的整体购买力，从利益分配机制、人力资源再生产成本、就业和创业四个维度入手，构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社会治理和经济运行结构，建立科学合理的经济分配结构，构建稳健的社会保障体系，既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提高非富裕人群收入，又通过社会成本降低增强非富裕人群的实际购买信心，形成以国内消费为基石兼顾“三大动力”平衡拉动的经济结构。三是升级消费样式，要深度挖掘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的电商消费平台对消费的放大作用，还要主动顺应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品的定制化和生产的透明化，通过以互联网为支持的通道，让用户介入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流程的监督，确保生产符合用户的心理需求，同时收到自身设计理念实现后的全新精神价值体验。
2，积极推进跨境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建设。要以“经济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价值观，统筹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的自由化，积极发挥自由化的正面效应，有效规避自由化的负面效应，增强国际贸易规则的定制能力，开展以自由贸易为主旨的立体化外交活动，广泛建立双边多边国际自贸区，多措并举破除各种贸易壁垒，为我国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的发展营造广阔的世界市场空间。在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在建设好国内自贸区试点的基础上，有序有力有效推进自贸区的升级发展，最终建成全国范围的大自贸区，对接国际自贸区;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市场规则创新性建设，以完善的规则确保要素配置、交易活动的自由化，推进经济的信息化， 从而使市场的信号得到顺畅传导，让市场的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使商品价格得到充分发现，让市场智慧自主规避产能的过度集聚，从而激发新动能的活力。
3，构建现代化的世界级物流体系。消除区域性物流市场壁磊，构建全国性海陆空一体化物流网络，形成全国性物流大市场，对接国际物流市场;开展交通行业规范化治理，降低物流的交通性成本，整体降低物流行业成本;加强国内国际两个仓储能力建设，优化国内国际统一仓储部局，推进物流信息物理系统CPS建设，提升物流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物联化应用水平，构建与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相匹配的现代化大物流体系。
(四)构建内生性经济成长体制机制
1，激活新经济发展的要素。首先，供给优良的管理制度，要面向新经济发展，供给与经济发展相适配的优良监管制度体系，以精管效能为原则，消除那些单纯以部门利益为考量、与时代发展相背离的陈旧制度，出台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的新制度，打破对新经济发展的束缚，催生经济发展的新业态，解放拉动经济发展新生产力。其次，供给充裕的基本经济要素，充分发挥市场对要素的配置作用，面向新动能的创生，遵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以社会管理、经济管理创新为突破口，改革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突破社会人口户籍管理制度，消除能源经营过分垄断制度，引导国有大型企业向民营企业扩散先进技术，国家向社会企业开放研发公共资源，解放对土地、人力资源、能源、技术等要素的制度、行政束缚，打破束缚新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瓶颈，培育新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打造带动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降低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以壮士断碗的勇气，转变社会治理理念，降低社会资源的财政化率，压非降费，优化结构， 形成精减效能适度的财税供养体系。降低全域物流成本，降低“大教育”成本，拉低经济的原始人力资源培训成本，降低“大医疗”成本，拉低人力资源的生产力再生成成本，从而为企业层面降低成本打下基础。
3， 提高国家产业升级转型能力。要主动适应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智能化、网络化和服务化”的趋势，转变高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行政主导模式，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商业主导模式，实现高新技术向民营经济的扩散，提升我国经济的整体科技水平，从而充分发挥高新技术对新动能形成的根本作用。要以技术创新为动力，推进产业的不断转型升级，真正形成强大内生动力，从而使“新经济”，既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 、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现代中高端服务业等新兴业态中发展; 也在虚拟仿真、生物工程、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增材制造、联网交通、传感互联等硬科技范畴等新兴产业发展;更在基础性、长线性航空、航天、军工、新材料、量子通讯、重大高新技术、成套装备、新型交通与物流系统等实体经济中得到深远发展，从而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产业模式。
(五)构建政府与市场协同互补的经济调控体制机制
1，转变引领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由出口、投资拉动偏好，向启动国内消费市场兼顾三大动力平衡拉动转变;由GDP偏好，向注重经济、生态、社会综合效益转变。由不充分、不完全市场要素供给，向充分市场要素、优良制度要素供给转变;由低端产品、服务供给，向中高端产品、服务供给转变;由注重实物商品供给，向注重服务商品兼顾平衡供给转变。由产能偏好的经济，向注重创新、注重新技术支撑、注重品质、注重效能的经济转变;由结构性产能过剩，向系统性经济生态动态平衡转变;由传统经济形态，向新经济形态转变。最终，建成以“高科技、智能化，工业互联、产融互动，实业高端、服务领先”为特征，动态平衡的经济大生态。
2，优化经济调控方式。在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上，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真正落实在改革行为上，要优化经济的宏观调控方式，注重防范宏观调控政策的负向溢出效应，充分发挥“预调、微调、结构调、分类调、定向调”作用，达到“精准调、低成本调”的实际效果。在经济政策的推出上，引入“大数据”的思维范式，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和调控机能，界定好市场机制和产业政策的“边际”，将市场的灵动调控作用和经济政策的方向引领作用有机结合起来，规避“市场失灵”与“政策的负向外部性”，主动加入世界性重大技术突破和产业革命的世界大潮，推动“双创”和“工业制造2025”重大战略举措的有效落实。在新经济领域的拓展上，遵守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打破行业、地域、行政区化的技术垄断、资本垄断、市场垄断，让“新动能驱动下的新经济”的发展迈入大格局，让经济的要素都被自由地充分地调动起来，让市场的各个领域都开放出来，使以新动能驱动下的新经济驶入蓝海，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加广阔的战略空间。
总之，只有基于对经济行为人经济取向有限理性的实际认知，认清既往过剩产能的本质，探寻其根源，以科学的模型研究经济大数据，才能对未来的新产能过剩有所预见，只有以改革的态度、创新的理念，真正遵从市场规律，构建产能过剩的预警模型和价值链传导通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在动态中长效防范和规避新的产能过剩，寻求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衡、充分、健康、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