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选官的实施操作，人才标准好定，如何掌握实施才算真正的大问题。如果完全按制定好的规则选官，古人则云“胶以条格，据资配职，无得贤之实”;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后果?选官制度到底是怎么被破坏的呢?

　　南宋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叶适在论述选官制度的弊端时指出，吏部视选官制度高于一切，对于备选官员“其人之贤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远近，其资之先后，其禄之厚薄，其阙之多少，则曰是一切有法矣”。过于相信既定的死规则，就会导致“天下法度之至详，曲折诘难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举措手足者，顾无甚于铨选之法也”。所以他忍不住大声发问：“呜呼，与人以官，赋人以禄，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奈何举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缚蔽蒙之，乃为天下大弊之源乎?”无他，制度延续的惯性使然。正是看到了制度惰性的可怕之处，顾炎武才下了如此断语：“法令者，败坏人材之具。以防奸宄，而得之者十三;以沮豪杰，而失之者常十七矣。”选官规则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少数人上下其手，徇私舞弊。为什么顾炎武说其正面作用至多发挥了三成，而其负面效果却达到七成呢?

　　选官之“法”不可依，问题出在执行选官之“法”者为“吏”。“吏”即吏部具体的办事人员。南宋杨万里作《选法论》，他指出：“选法之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权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适足以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为朝廷为官择人之具。”“吏”把选官之“法”看作是自己的“取富之源”，再好的选官之“法”也不能够成为国家的“择人之具”。杨万里指出，吏部的主要领导尚书、侍郎往往只是“据案执笔，闭目以为纸尾而已”，大多数时候，他们只知道在“吏”呈上的公文后面签上自己的大名。为什么会这样不负责任?难道是因为朝廷只相信“吏”而不相信“官”使然吗?很显然不是这样的。

　　朝廷的本意还是相信尚书、侍郎们的，但选官之“法”规定连“官”也不能信，只相信制度政策。但“法”必须由人来执行，那选官之“法”最终是由谁来实施操控的呢?只能是实际办事的“吏”。最终的实质后果是“吏之言胜于法，而朝廷之权轻于吏也”。选官的话语权实质上操控在“吏”的手上，“其言至于胜法，而其权至重于朝廷”，所以吏部的主要领导实际上只能按照“吏”的意图行事。但他们决不承认是按照下属的意图行事，他们振振有词“曰吾奉法也”，我只是按照选官规则行事。所以杨万里才说选官之“法”的实施是“信吏而不信官”。

　　“吏”究竟如何上下其手?深谙宋朝官场潜规则的杨万里作了形象的剖析。他举例说，下级官员刚到吏部汇报的时候，仗着所请示的事情符合相关规定，又觉得吏部的主要领导都很贤明，所以汇报工作之前不先去面见吏部的小“吏”，所以请示吏部的主要领导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再找“吏”去落实，“吏”却说“法不可也”，按照那个规定不行。关键是他那么说，吏部领导还反驳不了，也就认可了“吏”的意见。如此一来，下级官员遇事不再照章办事，也不再向领导请示，而通过贿赂“吏”以成其事。“吏”答应了，你也不能着急要结果。他要等到主要领导忘了这件事的时候再套取他们的签字画押。吏部的主要领导不知情，朝廷也不会苛责。

　　这么做的病根在哪里呢?杨万里说：“其病在于忽大体，谨小法而已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忘了选官的根本宗旨，过于注重条法程序的严密完整性。“吏”恰恰钻的就是选官程序过于严谨繁琐的空子，以捍卫程序严谨正义的名义，找到其中不为人注意的环节做文章，这就是他们能够永远正确还不栽跟头的原因。问题是朝廷如果只是拘泥于程序严密，那么选官用一个小吏执笔就绰绰有余了，还用得着选天下之贤才为吏部的尚书、侍郎吗?朝廷任用尚书、侍郎的原因，绝不仅仅是让他们拘泥于现成的条法程序啊!所以杨万里的意见是“略小法而责大体”。对吏部的主要领导而言，只要明白程序不是一无是处，也不是绝对非得如此，只要不伤及根本宗旨，那么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而决定用人行事。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只要不违背选官的大方向，不损害立法的大原则就可以了。如果转成“责大体而略小法”，那么朝廷的选官就不取决于“吏”之手，则“吏”之权渐轻，然后吏部的主要领导才能有所作为，而选官之“法”才能逐渐革除弊病。

　　吏部之权在于“注拟”，也就是铨选后备干部，吏部给各级官员都建立档案，列入后备，然后才能一级一级逐级提拔选用。凡是要提拔的，就说是符合提拔任用条件，过去的专有名词叫“应格”，凡是不予提拔的就说其“不应格”。不管选拔任用的是什么人，只要他们不愧不怨，吏部的人就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完成任务了。

　　怎么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呢?杨万里的结论是“精择尚书，而假之以与夺之权，使得精择守贰、县宰，而无专拘之以文法”。也就是说关键是选好礼部尚书，让他来精心挑选郡县两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和主要副手，不要拘泥于条例程序等细枝末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