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成本是整体性问题

　　过去我国的发展是低成本、低附加值，现在变成高成本，但依然是低附加值。一些地方当年的经济增加值已经低于当年的总投资，经济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为什么从低成本变成了高成本?很显然，这个高成本不能说是税收导致的，因为这些年来都在不断减税，我国并没有整体地进行制度性加税，这只能从其他方面来解释。直观地从会计成本的角度来看，成本高就是原材料成本高、能源成本高，还有销售费用、管理成本、财务费用高，这些都构成企业的成本。严格来说，在会计核算上的成本和费用还有区别，我们不那么严格区分。

　　单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看，降成本是很难的，因为企业之间的成本，以及企业的各项成本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这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当然，企业内部成本控制则是另外一回事。其实成本问题，还是一个分配问题。比如人工成本，对企业来说是成本，对劳动者来说就是收入;原材料成本对下游企业来说是成本，对上游企业来说又是收入;融资的成本，对实体经济企业来说是财务费用，无疑地属于成本，而对金融企业来说是收入。

　　所以，从整体来看，降成本同时也是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这边降了，那边就少了，比如降了工资，人工成本虽然下降了，但是劳动者的收入也会减少，这就涉及分配的比例关系。如果仅仅是从财务会计的角度去看待降成本，就很可能形成一个跷跷板，按下葫芦浮起瓢。因此，降成本要整体考虑，统筹施策，很难针对局部去降成本。

　　高成本形成的直接原因

　　从我国发展阶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整体来看，以下六个方面导致成本趋势性上升。

　　产能过剩、杠杆率高、库存多。“三去一降一补”的“三去”都是和成本关联在一起的：产能严重过剩意味着有大量的无效成本，无效成本不能带来增值;杠杆率很高意味着财务费用很重，成本就上去了;库存多显然导致资金周转慢，成本也上去了，这些都会带来高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由这些问题导致的成本是经济成本，是资源错配的成本。僵尸企业就是典型的资源错配现象，大量宝贵的社会资源消耗在这些企业里，产能不能有效发挥出来;杠杆率高实际是资金的配置出了问题。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说，这还带来很高的机会成本。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不能用在合适的用途上，实际上就是资源错配，经济运行成本就会很高。当前企业成本高，与资源错配密切关联，与市场扭曲有深刻联系。

　　研发投入不足。研发的短缺会导致成本的增值效率低。试想一下，企业如果没有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模式，长期一贯制，一方面，生产过程消耗就会很高，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能源消耗、管理费用等等，都会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成本的增值率，或者说转化率低，带来的附加值低。这样的成本是低效成本，甚至可以说是无效成本。这同时产生两个结果：企业成本高、产品附加值低。因此，企业技术进步缓慢导致的这种高成本、低利润，是研发不足的结果，是长期跟随、模仿形成路径依赖而产生的结果。

　　靠跟随、模仿而生存、发展的时代已经从整体上结束了。没有研发，没有创新，企业成本就会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薄，直至被淘汰而退出市场。从现实来看，越是重视研发的企业，日子越是好过，而相反，陷入困境的企业，都是不重视研发的企业。这也证实了研发与企业成本的相关性。

　　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也会带来高成本。我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之内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一般用长达几十年至一百多年的时间。我们在还没有富起来的时候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了，而这些养老的成本是由全社会来负担的，最终是由企业来承担的。不仅如此，老龄化的另一面是适龄劳动力减少，劳动力市场发生逆转，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企业雇工不愁的时代结束了，人工荒时常发生，工价越来越贵。当这种现象变为一种普遍现象时，不只是企业雇工成本上升，而且还会衍生扩大，使各项企业成本同时上升。如人工贵导致物流成本上升、原材料成本上升、销售费用上升，等等。缺少劳动力，一切都会变得更贵。从社会加持到企业身上的成本与从市场加持到企业身上的成本，两者叠加在一起，致使企业的人工成本快速上升，并连带引发各项成本上升。

　　资源匮乏。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生产、生活所需的资源不断增扩，我国自有资源已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相对于我国的生产规模和生活水平，我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当资源供应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时，这不能不导致资源成本上升。例如我国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超过60%，国内的资源不够，要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这不仅决定于国际市场供求状况，还取决于国际政治格局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中既有市场风险，也有国际政治风险，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国内资源不足，国际资源争夺加剧，全球风险水平上升，整体导致资源使用成本提高。而地球上的资源许多是不可再生的，尽管技术进步为资源节约、资源替代提供了可能性，但我国生产、生活对资源的需求是快速扩增的，从长期趋势看，资源成本是上升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也不会改变这个趋势。

　　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带来的是环境成本。环境成本一部分是由社会来承担的，付出的是大众健康代价和政府治理代价，一部分是由企业来承担的，转变为企业的成本。随着环保要求越来越高，企业用于环保方面的支出会不断扩增，企业承担的环境成本也就越来越多，以达到生产不污染，或者尽可能少污染环境，降低社会成本。这就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过程。

　　环境成本内部化，体现多个方面，如缴纳环保税、环境保护的研发投入、环保设备购置、更换工艺流程，等等。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方面的成本开支多了，企业利润就减少了。有的企业因此而陷入亏损，最终退出市场;有的企业会被迫转型升级，转向清洁生产，得以生存发展。我国生态环境污染日积月累，已经形成很高的污染存量，对现有企业来说，意味着再也不能通过外部化的方式来转嫁环境成本。环境污染的存量现在不得不靠政府大量投入来治理，而环境污染的增量治理势必将由企业来承担。企业承担的环境责任越来越大，其承受的环境成本也将越来越高。

　　社会诚信缺失。社会诚信缺失，整个经济社会运行成本就会全面提高。比如契约意识淡薄，签了合同不履行，导致企业之间的相互拖欠增加、法律诉讼增多。经济运行是一个大系统，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投入产出链、供应链、价值链紧密地拴在一起，相互依存。其中一个企业不守契约，会影响一串企业。若企业普遍不讲诚信，则企业之间的关系将会面临不确定性程度的整体上升，风险扩大，交易成本会大大增加，由此导致企业高成本。融资成本高，就与诚信不足直接相关，这导致过度的增信措施，如抵押、担保、认证和公证，这些都不是免费的，最终都会添加到融资成本的账单上。

　　劳资关系同样如此，无论是资方、还是劳方，一旦双方之间契约关系因社会诚信而受到不良影响，不只是给企业带来成本，也会给收入分配、居民收入增长以及消费需求带来不确定性影响的衍生扩展。政府的诚信水平对经济社会运行的不确定性影响，具有类似于基础货币那样的乘数效应。若政府诚信水平下降，会增大公共风险，导致生产、生活成本全面提升。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诚信缺失，信用不足，风险上升，最终都会转化为企业成本。

　　高成本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滞后，降成本的关键是要降广义的制度性成本

　　资源错配的成本、养老的成本、资源的成本、环境的成本以及诚信缺失带来的成本等等，之所以会越来越高，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滞后。这里所说的制度变迁滞后是相对于风险而言的，制度变迁跟不上风险的衍生、扩大，而风险会转化为生产、生活的成本。前面所说的六个方面的成本，其实都是风险凝结沉淀的结果。今天的结果，是因为我们昨天没看到风险，制度没有有效跟进，风险没有及时化解，甚至风险还在衍生扩大。风险水平的整体上升，全社会的整体成本就会上升，微观主体的成本也就会水涨船高。

　　事实上，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全球经济及我国的经济也进入“风险经济”状态，这也是经济新常态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我们的制度变迁无疑是慢于风险产生的速度，这时整个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就会放大，行为方式也会转变，这就会导致成本快速上升。

　　从定价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说的定价就是按照历史成本来定价，或者说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而现在的定价机制已经改变，是按照风险来定价的，或者说是以未来风险为基础的。企业的成本也不是过去的历史成本，而是转化为风险成本。何以见得呢?学会计的人都知道，会计准则里面有八项减值准备，如坏账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存货减值准备，等等。也就是说，账面价值预期贬值，导致和实际价值不符的时候，就要计提减值准备计入成本。这个成本很显然不是过去的历史成本，而是按照风险来确定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定价方式已经悄然改变了，我们要重新认识市场的定价机制。

　　按照历史成本定价与按照未来风险定价，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定价机制。一旦按照风险来定价，就不是以前那种所谓的供求规律——供大于求就会降价，供小于求就会涨价，而是供求双方的风险判断，风险上升，就会是涨价，风险下降，则会是降价。比如煤炭、钢材的产能是过剩的，政府正在推动去产能，结果去年下半年出现了煤炭、钢材价格大幅度上涨，这用流行的经济学原理是无法解释的。是去产能，减少了产量，导致价格上涨，还是需求突然大增所致?这恐怕都难以自圆其说。这其中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供求双方对风险的判断。对风险的预期比实物交易行情更能决定价格的走势。风险预期改变了行为，行为改变了供求关系，从而改变了价格。从期货与现货价格的关联中不难发现这一点。再比如现阶段的资金是相对过剩的，但是当银行给企业贷款的时候，首先要评估企业的风险状况，中小企业风险大，利率就要高，大企业风险低，利率就低。除此之外还有抵押，抵押要评估，担保还要有再担保，这就产生了交易费用，所以整个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就很高。

　　当定价机制不是按照历史成本，而是按照未来风险在定价的时候，风险水平全面上升，就意味着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会变贵。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实体经济在内的成本就都会提高。

　　上述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观察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风险社会意味着有很多的风险要内部化，比如说老龄化的风险要企业承担，就是社保缴费，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还有环境污染的风险要内部化，也会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不能让企业去污染，而让政府来治理。社会领域的风险都在内部化，内部化就意味着转化为企业的成本，这些都会导致成本上升。社会诚信水平下降，信用风险普遍增高，所有企业的成本都会由此而增加。

　　对于经济、社会各种各样风险的扩大，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上升，会使整个实体企业的成本上升，由此进入了一个高成本的时代。

　　高成本的时代实际上和高风险的时代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成本不是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而是风险的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么，高成本是无法降下来的。

　　而要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就要加快改革，加快制度的创新，推进制度变迁，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充分发挥制度及时防范化解风险的功能，避免风险累积和集聚。当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总体下降的时候，即公共风险呈收敛状态时，那么经济社会整体的成本水平才能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