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只有把问题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理论工作的前提。

　　●当时国内国外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积累来加快工业化进程，这正是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和建立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本来该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任务，因此它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属性，允许多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历史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稳固基础。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不只产生于当代，而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只有把问题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理论工作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除了要从充满活力的实践中吸收营养外，还需要从历史中汲取养分，这样才能使其理论体系更加完整，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它又具有特殊性，即中国特色，这种特殊性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国情来分析。也正因为这种特殊性，才使得它成为历史科学的一部分，从而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野蛮人的弓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道路的科学总结

　　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先问它是从哪里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

　　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历史条件，不妨从下面这些回溯性问题出发来寻找答案。第一，中国在近代之前曾经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第二，中国在1840年以后为什么没有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第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第四，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30年这两个历史时期是什么关系?

　　就社会形态及其演变来说，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分析的欧洲国家有差异：我们没有经历典型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与欧洲有很大不同;我们也没有经历过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最彻底的民主革命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本来我国是打算先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这已写入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但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都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选择经济发展战略时不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来考虑。美国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直观地体现在中美间相差悬殊的武器装备上，深层次原因则是两国相差悬殊的工业化水平。正如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经毛泽东亲自修订)中正确指出的：“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要尽快建立独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就必须优先发展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陆还是一个经过百余年战乱破坏、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落后国家，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生产剩余非常有限。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如何克服“贫困循环”，即跨越所谓的“贫困陷阱”，成为新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面临的最严重问题。苏联曾经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当然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但由于苏联同样在经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因此剩余资金不多，对中国的援助有限，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又切断了这有限的援助。当时国内国外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积累来加快工业化进程，这正是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和建立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因为只有依靠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同时实现高积累和社会稳定，实现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任务。

　　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初步奠定了大国发展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门类。但另一方面，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仍处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照搬照抄。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探索中不断加深认识，初步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怎样实现发展目标等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不断与时俱进的产物。它是中国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本来该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任务，因此它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属性，允许多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显然，我们的实践不同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正确认识这种差异，必须回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去。如果对这段历史没有深入研究，没有科学合理的政治经济学解释，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牢牢扎根于中国大地，就不能与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融为一体，也不能真正发挥出习近平总书记所期望的理论指导作用。

　　历史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料库

　　经过6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有关经验大多是局部的、零散的，没有真正形成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理论。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局部性、对策性问题，而对根本性、全局性问题的关注较少，大视野下融会贯通的研究更为稀缺，理论研究呈现顾此失彼的局面。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来说，经济学研究的低层次和碎片化，将会导致政策的片面性与不稳定性。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并且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经历着其他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问题空前复杂，基于局部的对策性研究可能无法适用于全局，而离开了全局性的研究和统筹兼顾考虑，就很难为改革的顶层设计建言献策。

　　历史既是认识当代中国问题的坐标系，又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料库。只有正确而充分地认识历史，才能总结经验教训，进而升华为理论。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拥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史实践作为支撑。

　　同样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历史所赋予的。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昨天的社会主义发展演变而来的;昨天的社会主义又脱胎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和演变，又以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为起点，并受其正反两个方面的制约。因此，中国的经济学一定要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这是稳固的根基所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