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了政府对基层百姓“谋生性营业”的宽容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吕来明说，办法为适应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以及营造宽松的创业创新环境的需求，在监管体制、措施以及处罚尺度方面做出了较大的变革。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赵旭东说，办法对无证无照经营行为做了合理的区分。明确界定了某些不受查处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这些特殊的经营行为不再要求经营者办理工商登记，虽然没有营业执照，但属于合法经营，不受查处。

　　赵旭东举例说，无需办理营业执照的经营行为，有通常所称的“早市”“晚市”的经营行为。办法授权县、市级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各地的具体需要、条件和情况来指定这种经营场地和特定时间。

　　“这一规定既充分地反映了适当放宽市场管制、合理利用城乡公共空间、满足城乡居民日常生活便利和小额经营活动需求的改革方向和立法目的，也完全符合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要求。”赵旭东说。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蒋大兴说，办法放宽了对创新营业行为及民生性营业行为的法律控制，体现了政府对基层百姓“谋生性营业”的宽容，同时，也为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创新营业的试验性规制留下空间。

　　对无照经营行为实行处罚有度理念

　　吕来明说，办法体现了对无照经营行为实行处罚有度理念，使得无照经营者在取得营业执照后仍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从事合法经营活动。

　　蒋大兴说，办法规定，查处部门将无证无照经营记入信用纪录，并依法公示相关信息等。这些新的监管方法，体现了监管部门对执法的目的、手段、功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改革了此前问题突出的“罚款行政”、“暴力执法”、“简单执法”，对尊重执法对象，柔和社会矛盾，形成互信互谅的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办法对无照经营行为仅规定可采取“查封、扣押”其经营设备及工具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再规定可采取“没收工具”的法律责任，减少了执法者和违法者之间的冲突。

　　办法改变了此前的“罚款执法模式”。大幅降低了对无照经营者的罚款处罚标准，最高处罚额度从2万元、5万元、20万元及50万元降低为5000元、1万元，适当减轻了无照经营者的经济责任。

　　推进政府协同监管服务

　　蒋大兴说，办法体现了“优化服务”的新理念。

　　首先，科学地界分了行政机关的职责。合理区分了“无证经营”、“无照经营”及“无证无照经营”三种情形，分别确定了其查处机关，较好地贯彻了“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其次，克服了职责授权不明的现象。对监管授权模糊之处，采取了“事前补充授权”的方式，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实现监管无缝衔接。同时，优化了协同共治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说，办法在落实查处无证无照经营，推进政府协同监管服务方面，提出了三项重要措施：信息共享，即利用网络平台，促成各执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情况通报，即执法机关在发现不属于本部门查处职责的无证无照经营时，应当及时向有权机关通报;信用公示，即执法机关应当记录无证无照经营者的信息，并按照法律法规予以公示。

　　叶林表示，各执法机关共享信息、协调配合，才能有效达成行政执法的最终目的。随着信息管理、通讯服务和档案管理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城市地区已具备了行政执法机关共享信息的技术条件，需要改进的，恰恰是过度强调分工负责而忽视彼此配合的执法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