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与“小康”，出自《礼记》中的《礼运》篇，是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重要源头。大同的背景是“大道之行”，小康的背景是“大道既隐”。我以为，大同是理想社会的自然图景;小康是非理想社会的有效治理。

　　《礼运》是《礼记》中的第九篇，据说写于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是儒学学者用假托孔子答问的形式展开论述的。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几句话是对大同社会的高度概括。然后讲了泛爱，“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讲了老年、壮年、幼年各有所托，讲了“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讲了男女各归其位，讲了人尽其能，物尽其用，讲了社会诚信和安宁。

　　《礼运》讲小康，与“大同”的“大道之行”相对应，即“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在此背景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他们恪守礼制，是谓小康。

　　孔子所说的“大同”和“小康”的时代界线，似乎是清楚的，又似乎是模糊的。他在讲“大同”时，讲了“三代之英”，人们理解为夏商周三朝，而在说“小康”时，又讲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实际上也是夏商周。结合前后文理解，孔子在讲收集文献之难时，讲到为了“观夏道”而去杞国，为了“观殷道”而去了宋国，这里只涉及到夏和殷商，并没有涉及周。可以理解为“大同”至少在周之前。而他所讲的“小康”，则是文、武、成王、周公的时代。

　　孔子所说的“大道”，实际上是说的“礼”。“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我理解，孔子所重视的礼是政治秩序、伦理秩序、或许还包括法律秩序。

　　孔子推崇周礼，实际上是周总结和传承之前朝代之“礼”，包括孔子直接通过夏商有限遗存了解到的“礼”。这个“礼”应该是氏族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秩序，进入奴隶社会后，私有制出现了，原有的格局被打破了。因此，既要有理想社会的追求，又要面对非理想社会的实际，实施有效治理。

　　《礼运》透过“大同”“小康”传达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在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近现代为例，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传播时，是以“大同学”的面目出现的。这一方面说明需要借助中国的文化符号;另一方面也说明与中国人的理想追求一定程度地相契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使用了“小康”的概念，作为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只是内容内涵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