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纸币发行再多也难以变成资本。中央银行多发的货币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以起坏的作用。好的作用是企业的产品确实有市场需求,只是缺少货币,企业从银行贷款可以帮助渡过难关,进行正常生产。坏的作用是企业及其产品本来就应当通过调整结构被淘汰,这笔贷款只是延续了被淘汰的时间,甚至会抑制进一步的创新。
●GDP掩盖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和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的区别,为过度金融化、过度虚拟化提供了理论渊源。为了认识GDP的这一弊端,我们可以对照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的概念加以鉴别。
要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必须弄清金融风险形成的原因和机理,必须有理论层面的分析。理论是深厚的,它支配着政策和操作。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深刻地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对货币的本质和功能的误解
对货币的本质和功能的误解,以及以这种误解为基础的政策举措是形成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的经济学深刻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和功能。马克思认为货币是从商品交换中分化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在最初的商品和商品的交换中就包含着货币的因素。例如:1只绵羊=2把斧头,两把斧头既是真正的社会财富,又扮演着货币的角色,不会发生通货膨胀的危机。在交换过程中货币所以最终演化为金属货币,是因为金银最适合充当货币材料。马克思强调,货币也是商品,是有价值的。马克思研究了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指出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例关系,与同名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例关系。流通中的货币量不是任意的。
马克思研究了纸币,强调纸币本身并没有价值,纸币不过是金属货币的货币符号,“纸币只是代表金属,才成为价值符号”。纸币是由国家强制发行的,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如果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他所代表的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就会造成纸币的贬值。马克思说:“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货币已达到这些渠道所能吸收货币的饱和程度,明天纸币就会因商品流通发生变动而泛滥开来。一切限度都消失了。”
马克思指出了货币的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世界货币,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最基本的职能。
在马克思的理论里,货币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马克思把产业资本分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商品资本分离出来成为商业资本是因为交易的专业化可以提高交易的效率;货币资本分离出来成为银行资本是为了融资的专业化。
然而现实经济生活由于相关的认识和经济政策等严重地脱离了货币的本质和功能:
1、货币本来是交换的媒介,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是依附于实体经济的,实体经济与货币的关系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然而货币一旦从产业资本的运行中独立出来,演化为金融产业,就会滋生出众多的金融衍生品,变着法赚钱。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大量货币在各种金融衍生品中空转,另一方面是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越来越高,民间高利贷疯狂。民间高利贷是现行金融政策和监管不力的结果。
2、货币在不经意间被当作了调控经济的手段,被当作了金融技术官僚们可以任意把玩的工具。这就埋下了金融风险的伏笔。货币首先是价值尺度,即用来衡量价值的大小。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应当是稳定的。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价值尺度变大,使得以货币表现的财富变小;紧的货币政策会使价值尺度变小,使以货币表现的财富变大。试想,一座房屋的东边的墙用大的尺子度量,西边的墙用小的尺子作为标准,这样房子会稳固吗?我们假定8只面包=1只鞋,当有了纸币后,人们可以把8只面包换成8元钱,用8元钱买1双鞋。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现在还是8只面包,想要2双鞋,为此银行又多发了8元钱,一共16元钱。造鞋的人会发现第一个8元钱用完了,第二个8元钱买不到东西了,货币贬值了。马克思引用了一个银行家的话说,资本便宜只会诱导投机。
3、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纸币发行再多也难以变成资本。通常情况下,银行多发新的纸币并不是资本。中央银行所进行操作的手段常常是贷款,并因此创造了金融资产和负债。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如果中央银行可以简单大笔一挥就增加本国和世界资本,那倒是奇怪的事。”中央银行多发的货币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以起坏的作用。好的作用是企业的产品确实有市场需求,只是缺少货币,企业从银行贷款可以帮助渡过难关,进行正常生产。坏的作用是企业及其产品本来就应当通过调整结构被淘汰,这笔贷款只是延续了被淘汰的时间,甚至会抑制进一步的创新。
上述分析证明,从货币的本质和功能出发,最好的杜绝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是中性的、稳健的货币政策。
过度金融化加大金融风险
GDP掩盖了实体经济和服务业,包括金融产业的区别,在片面追求GDP、追求时髦产业的驱使下,过度金融化、过度虚拟化,加大了金融风险。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西方经济学中宏观经济的概念,指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国土范围内,本国和外国国民所生产的供最终使用的商品和劳务的总和。GDP掩盖了许多东西:第一,GDP并不反映产品和经济增长的质量。GDP是一个总量概念,质量是由其物质构成决定的。第二,它掩盖了自给自足的部分,进入交易的都可以计算到GDP里,没进入交易的自给自足的则不算。第三,浪费资源对GDP是正的效应,自然的成本和环境的成本被忽略了。第四,有些增加GDP的行为实在是无奈之举,例如雾霾天口罩卖得好,工厂效益好,GDP得到了提升。第五,有些有害的东西也可以增加GDP。总之,GDP的提升并不是天然地代表人民的福祉的增长,在有些情况下反倒可能是人民利益的损害。
更为重要的是,GDP掩盖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和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的区别,为过度金融化、过度虚拟化提供了理论渊源。为了认识GDP的这一弊端,我们可以对照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的概念加以鉴别。
马克思研究了社会总资本及其再生产,相当于今天所讲的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坚持的是他的经济学一贯秉承的实体经济原则。他的理论体系中的宏观经济的概念是社会总产品和社会总价值,社会总产品是一个生产周期中社会物质产品的总和。马克思具体把它分为第Ⅰ部类即生产资料的生产,第Ⅱ部类即消费资料的生产。与社会总产品相对应的是社会总产值,即两大部类的产品中全部价值之和。国民收入是马克思经济学中另一个宏观经济层面的概念,同样被严格限定在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即在社会总产品中扣除掉一年内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后余下的那部分价值,可以分解为v和m两个部分。其中v为生产物质产品的部分的劳动者的工资,m部分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本家所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可在全社会再分配。继之,马克思把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称之为生产劳动,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称之为非生产劳动。这些分析表明,在马克思经济学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包括金融产业是被严格区分的。马克思推崇的是实体经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
GDP掩盖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区别,就会在片面追求GDP的时候过度金融化,甚至可能使经济空心化。一些人甚至将金融业在GDP中比例的提高当作一种时髦。这种时髦不仅是片面追求GDP,不仅是GDP掩盖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区别,同时也是建立在对配第-克拉克定理的误解之上的。配第-克拉克定理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农业部门实现的国民收入会降低。在工业化阶段,工业部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会提高,在工业化后期,工业部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会降低,服务业的贡献会越来越大。但这有两个前提,一是这是排除一切拔苗助长的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二是就一个国家的整体情况而言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囫囵吞枣地接受了配第-克拉克理论所提示的现象,明明相对落后,硬要发展现代服务业,还拼命提高金融业在GDP中的占比,并为此大力发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规模,这隐藏着严重的金融风险。地方债是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
国债可以一直发下去的打算行不通了
1929年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大危机诞生了凯恩斯经济学,这是一个备受各国政治精英青睐的经济理论。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经济危机。历史给了凯恩斯一个机会。凯恩斯不像马克思那样认为危机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没有问题,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加之危机带来的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人们不敢投资,不敢消费。基于上述对危机发生根源的判断,凯恩斯认为靠市场自身是难以恢复的,不要指望恢复是一个自然过程,只有借助于政府的干预才能恢复。他认为促使复苏的应当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他的政策主张大致包括:首先要扩大政府的直接投资,兴办公共工程。他认为政府的直接投资会发生乘数效应,即一定数量政府投资可以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一个就业岗位可以连带地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其次是政府可以更多地举债,特别是可以发行国债,可以多发货币。最后是鉴于收入低的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再分配应适度向穷人倾斜,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为各国政府所青睐,原因在于:(1)如果“新政”是成功的,那么,凯恩斯为新政的做法,即花费更多的货币启动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2)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向社会注入大量的货币以启动经济,在短期内收效明显,这符合人们,包括官员的行为模式——人们都具有短期行为。(3)政府由精英组成,精英们通常具有超常的能力,喜欢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凯恩斯经济学为政府直接发挥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是一种让政府大有作为的经济学,因而是几乎任何政府都愿意接受的经济学。
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凯恩斯经济理论支撑的经济政策,即情不自禁地刺激最终导致了滞胀,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凯恩斯式的刺激,经济可能恢复得更快,包括1929年的危机。经济学发生了凯恩斯革命之革命,应运而生了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都更强调发展的自然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凯恩斯主义所以导致了滞胀,原因在于:(1)所以发生危机,是在经济快速发展时上了很多不应该上的项目,形成了经济泡沫,危机是强制性挤出泡沫,强制淘汰落后、强制创新,是市场机制的自我修正。而刺激性政策没有给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足够的时间。在没有创新和淘汰的情况下,只能形成既有层次的过剩产能,并累计为“滞胀”。(2)依靠杠杆支撑的经济放大了人们的购买力和经济发展能力,丧失了结构提升的机会,且泡沫是迟早要破的。(3)凯恩斯主义忽视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和自我保护,在物价上涨时人们会要求增加工资,雅克布?怀特曾经指出,“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会造成印刷机和工会之间赛跑”。这样的轮番加价必然是价格上去了,经济却没有实实在在发展的滞胀。(4)凯恩斯主义认为,国债不会被政府否认,债权人不用担心着政府会失去信用。靠发新债还旧债是可行的。2011年在欧盟国家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向人们宣告,国债可以一年一年发展下去的打算行不通了,连年财政赤字,国债越积越多,政府信用丧失了,人们也丧失了对政府债务的兴趣。
通过以上这三个角度的理论分析,我们的结论是:(1)让金融应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源,实行普惠金融。(2)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决做到不滥发货币,不随意刺激,要有战略定力。杜绝所谓金融深化的洋教条。(3)遵循经济规律,循序渐进地,实实在在地发展经济,努力做到不拔苗助长。(4)切实加强科学的金融监管,特别是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同时加强对外投资的监管。⑸通过改革,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