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代，选官制度又出现了变化。

　　据《明史·选举志》记载，明代选官起初用过抓阄的方式，后来吏部掌管官吏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事的司长(文选员外郎)倪斯蕙向上司提出了抽签的办法，当时的吏部尚书李戴就准备报请皇帝批准照此执行。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5年)，孙丕扬出任吏部尚书。孙丕扬是个廉洁清正的人，《明史》上说他个性倔强、刚直不阿，同僚没有人敢托他的人情办私事。然而就是这位孙先生当了吏部尚书之后，把倪斯蕙提出的“掣签法”进一步完善并正式实行开来。明朝的干部安排方式从此一变，官员们无论贤愚清浊，一概要凭手气抽签上岗了。更有意思的是，孙丕扬用抽签的方式选官，却得到了当时朝野上下交口称颂。

　　这样一个近乎荒唐的做法为什么在当时得到这样的评价?孙丕扬为什么要把皇上托付给自己的选贤任能的重大职责，转交给一堆竹签呢?

　　明代是封建君主专制集权的最高峰，朱元璋连为他打工的宰相拥有的权力都不能容忍，杀掉胡惟庸后干脆连宰相也不设了。《明史·职官志》总结明朝的行政权归属，说：洪武十三年废除宰相制度之后，天下事就由各部尚书负责处理。大学士当顾问，皇帝自己做决定。这时候的大学士很少能参与决策。到了第五代的宣德年间，大学士因为有太子老师的资格，威望隆盛，地位和作用已经在六部尚书之上了，内阁权力也从此超过了六部。到了第十二代的嘉靖中期，夏言、严嵩用事，其地位已经赫然为真宰相。不过，内阁的拟票权，不得不决于内监的批红权，于是，宰相权实际就到了宦官手里。所以历代宦官为祸，以明朝为烈。前有把皇帝忽悠到做了瓦剌人俘虏的王振、继有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刘瑾，当然还有“九千岁”魏忠贤。这些人在太监史上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狠角色。据《明史》记载，文武百官都不敢找孙丕扬走后门，但是宦官敢。宦官没完没了地托他给亲信安排肥缺，孙丕扬安排又不是，拒绝又不敢，于是就发扬光大了抽签的办法，让那些宦官不要再来走后门。这个抽签制度实施后，吏部的后门果然堵住不少，当时的人们便盛赞孙丕扬公正无私。可以理解，孙丕扬也是用心良苦。

　　曾经当过礼部尚书的于慎行在他的《谷山笔尘》中批评孙丕扬道：人的才能有长有短，各有所宜;资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务有繁有简，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远有近，各有所准。而这一切差别都付之竹签，难道遮上了的镜子还能照见容貌，折断了的秤杆还可以称出分量么?于慎行的这些批评很精当，简直就像是比照着现代管理学原理说出来的。顾炎武对竹签当政的指责更加尖锐，他从孔圣人教导的高度出发，径直联系到天下兴亡。顾炎武说：孔夫子对仲弓说“举尔所知”。如今科举取士，礼部要把名字糊上再取，这是“举其所不知”;吏部靠掣签安排干部，这是“用其所不知”。用这套办法的大臣在知人善任方面很笨拙，在躲避是非方面倒很巧妙。明代的孙丕扬和北魏的崔亮这两位吏部尚书相隔一千余年，但是选官规则的形成法则相同，形成的情势相近，形成的结果自然也差不多。历史的车轮竟然越开越滑向黑暗的深渊，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还是要回到欧阳修的那段非常有名的论述。大唐王朝之所以形成了盛世，是因为唐太宗在位时制定了一系列严密而有效的制度。欧阳修在总结唐朝官制的沿革时说：“其为法则精而密，其施于事则简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职有常守，而位有常员也。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盖其始未尝不欲立制度、明纪纲，为万世法。而常至于交侵纷乱者，由其时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愈冗，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在这段精炼的论述中，欧阳修揭示了官僚制度的几个重要原则。他首先说明制度的设计必须精密。只有制度精密无疏漏，执行起来才能简单易行。如果制度不精确、不严密，则执行的人就无所依据，而要靠自己对“道”的理解，即兴发挥。发挥得好，皆大欢喜;发挥得不好，则难免误事，给国家带来损失。第二层意思是说，每一个王朝在开始时都想修订制度、申明法纪，渴望建立不朽的法度。而往往导致“交侵纷乱”结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的国君不能严格按照制定好的“大政方针”执行，遇到问题不去思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随意突破国家以前制定好的法度。这样做的后果是国家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官位越设越多，效率反而越来越低，最终导致官制彻底崩溃。

　　崔亮在面对武人纷纷要官做的局面时不是没有提出过解决办法，他曾当面向皇帝建议“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当时的皇帝顾虑军人造反，在建议没有被采纳的情况下，崔亮才提出了论资排辈的馊主意。孙丕扬面临的问题是宦官严重干政。当时的皇帝“不能慎守”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宦官不能干政的祖制，而作为吏部尚书的孙丕扬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徇一切之苟且”，干脆主动放弃了自己选官的职权，“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