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从概念上来理解什么是影响力，什么是智库的影响力。罗奇·斯克鲁顿在他的《政治思想词典》中有这样的解释：“影响力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它通过告诉其他人行动的理由(除了威胁的方式)，这些理由或者是对他人有利的，或者是道义上以及善意的考虑，来对其行为进行影响，但是这些理由和考虑必须是对他有分量的，从而影响其决策。”可以看出，影响力通过具有说服力的语言和“潜移默化”的行为来达到影响别人决策的目的。所以，影响力与霸权、威胁、威慑、强迫、游说等概念都存在差异。

　　智库行为的目标是影响政策产出。已故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霍华德·威亚尔达说，如果美国国务院或国防部的官员在给总统写备忘录时面前恰好放着你的研究报告，假如他们又恰好将你的分析和观点写进了备忘录，那你就有了影响力。政策是由决策者制定的，所以，智库的影响力与其说是对政策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对决策者及其政策观点的影响。因此，智库为了实现自己影响决策者及其观点的目标，其行动不仅直接施加在决策者身上，而且通常也施加在具有影响决策能力的其他政策参与者身上。

　　因此，一个智库总体上有没有影响力，就要看它在决策者心目中的地位。那么，评价智库影响力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给政府高级官员发一份智库名单，请他们根据自己心目中的智库影响力打分。安德鲁·瑞奇2004年《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的著作里就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他向各类官员、议员和新闻工作者等政治和媒体精英发放了一张有60个美国智库名单的问卷，请他们根据各自心目中的影响力排序。事实上，在方法上被饱受批评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士·麦甘的《全球智库报告》采用的全球专家提名法，也正是沿用了这一主观评价智库影响力的方法传统。虽然社会精英主观提名的方法难免对智库影响力存在误判，但该报告所测量的智库影响力却是最接近“影响力”本质概念的评价。

　　另一种方法是向智库机构发放调查问卷，通过客观数据评价智库影响力。说起对智库发放问卷，仍然要提到詹姆士·麦甘。早在1995年《公共政策研究产业中经费、学者和影响力的竞争》一书中，麦甘就对7个美国智库发放调查问卷，收集并描述性地比较了机构层面的一手数据。虽然从现在的眼光看，这种定量研究未免过于简陋，但这毕竟开创了对智库进行问卷调查的先河。前面提到的安德鲁·瑞奇，它将邀请政治媒体精英打分得到的智库影响力作为因变量，采用回归模型的方法对美国智库的影响力来源进行解释性研究。回到中国，笔者提出的多层次智库影响力指标，以及机构负责人社会网络测量等方法，不仅能够被国际学界广泛接受，而且可以为中国智库被国际学术共同体广泛认可打下了基础。

　　但是，通过智库问卷来邀请智库报告影响力和活动数据的策略，仍然存在方法论缺陷。一方面是因为，智库评价者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是将“智库影响力”的概念退化为“有助于智库实现影响力的行为”。英国智库问题专家戴安·斯通就曾评价道，即便我们能够证实撒切尔夫人经常向亚当·斯密研究所咨询，布莱尔首相也听得进费边研究所和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建议，我们也不能证明英国首相们确实是因为听了智库的建议而做了某个决定。当我们从反馈的问卷中得到了智库参加国会咨询或提交报告的数据后，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智库活动是否最终真的影响了政策。在笔者2004年设计的指标体系里，第一次采用了“领导批示”这样的指标来识别中国智库的决策影响。近年来，大学和研究机构也普遍采用领导批示作为考核学者政策影响绩效的指标。领导批示是中国政府正式的行政程序之一，这样一个标志性行政事件或许确实记载了智库报告造成了某种行政后果，但批示是否真的实现了对决策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因此，一些学者仍然质疑批示能不能真的代表政策影响力，进而有些学者也担心如果将领导批示作为学者考核指标是否会造成某种误导。

　　另一方面，虽然问卷调查是被普遍采用的智库评价基本方法，但仍然存在无法避免的数据偏差。一些智库经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夸大它们的影响力，这就使我们不可过分相信智库问卷的自我评价和统计数据。例如，里根总统仅当选几个月后，传统基金会主席艾德温·福尔纳就曾声称他们60%的政策建议已经被里根政府采纳。但是，在他所说的建议中，有许多早已由别的研究机构在几年前就提出过。又如亚当·斯密研究所声称20世纪80年代有超过100个它们关于自由市场的思想成为政策。但谁也不知道撒切尔夫人是否真的认可这样的说法。同时，笔者在访谈时，也注意到有些智库由于某些原因刻意保持低调，隐藏部分决策影响贡献的信息，特别是有时候智库和决策部门签署了保密协议，不得对外公开参与决策的情况。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最近国内各种智库评价研究层出不穷，一些智库已经开始抱怨，他们经常疲于应付各种调查问卷。所以，调查问卷反馈的数据全面与否，很可能和这家智库是否认真对待这份调查问卷密切相关。

　　在智库影响力测评中，有一批学者还采用收集公开行为数据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绕开智库自填问卷时存在的潜在利益冲突和数据偏差，运用各类活动资料所真实记载的信息，对智库进行评价。如唐纳德·埃布尔森在他2002年的《智库能发挥作用吗?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之评估》一书中，利用美国LexisNexis数据库关于主要报纸和广播电视等媒体对各智库的引用情况，美国国会听证档案中邀请专家出席听证会的数量，对智库影响力进行评价。近年来，随着搜索引擎的发展，各类通过网络检索结果识别智库影响力的方法也开始涌现。如美国的全球发展中心于2014年开始评价全球多家智库的公众形象。这套方法选取的指标，除了常见的LexisNexis数据库的媒体引用率外，还包括官网主页流量、谷歌学术引用数，脸书和推特的粉丝数等痕迹数据。类似的，南京大学2016年推出的《中国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报告》，主要数据包括机构官网的链接数和社交媒体阅读量等指标。

　　纵观智库影响力测量和评价方法，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从主观到客观，从定性到定量，从小样本到大样本，从小数据到大数据的发展趋势。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首先是因为社会科学和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已成为大势所趋，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社交网络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每个现代国家的政治生态。智库为了追求影响力，也不得不迎合新潮流，主动接纳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拓展影响政策的新途径。因此，智库评价也必须紧跟政治社会发展的步伐，积极开发出新的获得智库数据的方法。未来发展方向之一可能是通过智库及其专家学术活动的大量无组织痕迹追踪数据，探索智库影响力的“大数据”评价方法。

　　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当前所有智库影响力的测评结果，都无法与智库真正的影响力画等号。由于智库影响政策的过程过于隐晦而复杂，学界仍然难以找到一个完美的测量方法去准确评判智库影响力的大小。因此，整个智库研究界做的所有努力，都只是从一个或几个侧面去猜测智库实现决策影响力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