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面中等收入群体焦虑”的分会场讨论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表示，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李培林认为，跨越中等收入关键点有两个， 一是激发消费潜力，作为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能够平稳进入高收入国家阶段，二是中等收入群体成为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建设成橄榄型社会。

　　“比较难的是，如果中国收入分配的结构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中等收入群体比率很难继续提高。”李培林表示，目前我国提出人力资本优先发展的战略，促进大众消费的税收政策，逐步让大学生和农民工群体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另外也可以通过农业专业化让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他表示，如果按照这个政策，可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保障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增长。

　　以下是发言全文：

　　从中国层面来看，中等收入者的焦虑主要来自两个层面，类似于一种成长的烦恼。一个是国家的层面，2016年中国人均GDP达到大概8000多美元，这恰恰是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当年所达到的一个天花板，就是8千到1万美元。所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另一个就是个人层面，因为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各种发展的机会相对来说在减少，所以低收入者能不能够进入中产阶层，或者说你已经是一个中产，你能否保住你的地位变得不确定，所以才出现了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个话题。

　　当然在这个变化当中，中国发展的动力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2016年国内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5%，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但是这种增长还不是因为国内消费大规模的上升，而是因为投资和出口的下降造成的相对比例上升。中国的储蓄率还很高，中国的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的消费率，从国际比较的眼光来看还非常低，所以这个消费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提出双重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是指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能否进入高收入的发展阶段，如期的实现现代化。

　　另一个层面的含义就是整个国家的分配结构当中，中产阶级能否成为一个大多数，能否建设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经济学家有的时候把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看成是一个概念，在社会学来看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以收入为标准，一个是以职业为标准。对于中等收入这个标准来看，我们现在这么测算，按照世界银行使用的通常标准，也就是人均每人每天收入或者消费10到100美元，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2015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大概比例是44%，涉及到5亿多人，这也是国际媒体上经常说中国现在的情况。

　　中国人按照自己的国情设立了一个标准，国家统计局现在是一个探索性的标准，也就是家庭年可支配收入9万到45万元这个区间，中国把它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按照这个标准测算，2015年中国中等收入家庭占到24.3%，大概涉及到3亿多人。这是一个绝对标准，这个绝对标准意味着当你的平均收入在提高的时候，这个人群会不断的扩大，像贫困线一样，但是并不是反映收入分配的结构。

　　所以还有一个相对标准，这是社会学家最经常用的，就是说我们按照一个国家和社会收入的中位线，把它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按照这样一个定义，在2015年中国是中等收入群体占到38%，也要占到近5亿人。但是这个相对标准的问题带来的是什么呢?并不会随着你平均收入的提高而不断增加，除非你改变收入分配的结构。

　　现在来看，中国按照我们现在6.5%的潜在增长率来计算，大概中国在2022年到2024年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现在世界银行说的12600美元，高收入的发展阶段。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个在中国来说还是比较确定的，因为时间还不是很长，我们有信心在这个阶段保持6.5%的平均增长率。比较大的难点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大，如果按照一个相对的比例来确定的话，如果收入分配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这个比例很难继续提高。

　　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要实施人力资本优先发展的战略，实施促进大众消费的税收政策，完善以提高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让大学生和农民工能够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部分，另外让农民也能通过专业化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如果是这样的政策，可以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的增长，中国和美国的这种矛盾也会减弱。因为这样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有更大的购买力，也可以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