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供给一侧的脆弱性怎么造成的?楼继伟的回答是，基本上是由于过度的管制、过高的福利、民粹化的倾向，造成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灵活性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员能力不足和技术创新不足，引发了总供给的能力提升障碍。

　　楼继伟表示，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政策确实可以增加杠杆，阶段性增加总需求，防止危机快速蔓延，并且利用好这一喘息的时机，抓紧进行包括金融监管改进和结构性改革在内的改革措施，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改善总供给能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既应对了短期危机，又建立起了中长期良性的增长机制，从而财政货币政策就可以逐步去杠杆，经济进入恢复性和可持续增长。

　　“但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加杠杆给经济稳定造成了幻象，使得人们不愿意忍受改革的阵痛”，楼继伟强调，因此，“如果浪费掉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买来的时间，那么政策空间会越来越小，最终需要在紧货币、紧财政的条件下进行改革，阵痛会更加剧烈，就更难凝聚共识，容易滑向左倾或者右倾的民粹主义”。

　　楼继伟认为，科技进步加快重塑经济和社会结构。他以人工智能、3D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为例，强调科技创新将改变经济、社会结构、就业形态和收入分配等。各国之间的平衡关系，特别是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反全球化的措施阻挡不了全球化，反而降低了国民福祉，削弱了改善收入分配的财政基础。

　　在楼继伟看来，全球化是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和服务，以及劳动力、土地等跨疆域的配置。由于各国发展阶段、人口结构、自然条件的不同，全球化优化的资源配置是多赢的，各国都在受益。

　　其中，土地虽然无法物理性流动，但其使用形态仍然受全球化的影响。资本、技术、贸易产品和服务的流动性要强得多，也是难以管制的。

　　“过多的管制和壁垒会呈现双输或者多输的结果。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是不是有好处，这是不确定性的。而且在金融监管之下，大家在考虑如何合作，对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合作监管。”楼继伟说。